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荷兰裔美国人，学者、作家、历史学家。1921年出版了《人类的故事》并一举成名，其著作主要是历史和传记，包括《人的故事》（即《宽容》）、《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及《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
豆瓣《宽容》
《宽容》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所论的时代，成为人类精神层面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从房龙的眼光来看,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争取宽容而战的历史。
在这条主线的指引下，我们选择的十篇文章逻辑十分清晰：
从时间轴上说，所选篇章覆盖整个西方文明的重要节点，即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间轴所呈现的，并非人文思潮的偶然并列，而是一种递进的节奏——它们正是世界文明史上，“宽容”取得重大胜利和进步的节点。正是这样一条最显著的线索，揭示出房龙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把握到了人类为争取“宽容”而奋斗的历程和必然性。这也是《宽容》所带给我们听众最佳的礼物，是的，一种追求自由和宽容的精神，以及坚毅自信的步伐。
从空间上看，所选篇章覆盖西方文明从古代到近代的主要策源地——古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
围绕着“宽容”这一主题，《序言》是提出问题，即描述了“不宽容现象”，接下来八篇是讲述人们懒惰、无知和私利这三类不宽容的历史人物故事，展现了伟大人物为争取宽容而斗争的实例。最后房龙直接点题——他敏锐地指出，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原因。
从提出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一脉相承，水到渠成。
《宽容》一书虽然主要论及西方历史上的不宽容以及为这种不宽容所进行的斗争,但今天看来,房龙这本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所论的时代,而成为人类精神层面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
纵使在《宽容》的众多故事中，抗争大多数以血腥的失败而收笔，但房龙不仅是在刻画官方的不宽容，更多的是在赞扬渺小却生生不息的个人宽容与个性解放。于是，即使苏格拉底被处死，布鲁诺在火焰中隐去，在这些表象的不宽容背后，是崛起并不断壮大的个人宽容。正是因为这些昂首挺胸的思想头颅，千百年的积淀后，才有今天多元的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宽容》是调动灵魂激情澎湃的英雄史。
选择这十篇最适合朗读的文章，不仅是叙事相对完整，且最能引起听众共鸣的部分；并且能够呈现“为争取宽容而斗争”的历史画卷和经典瞬间：
《先驱者》：房龙以散文诗化的笔触，通过寓言，诉诸对“宽容”的向往和热忱，直指人心；
在宁静祥和的“无知山谷”中，人类幸福地生活着。
山谷里，一条知识小溪缓缓地流过。
它源自昔日的群山。
它消失于未来的沼泽。
晚上，村民们喂毕家畜，灌满了水桶，便满意地坐下来享受生活。
守旧的老人们被搀扶出阴凉的角落，向儿孙们说着奇怪的话。这些话是一千年前由一个被遗忘的民族写下的，因此很神圣。
但是，深夜，在小镇狭窄的街巷里，人们轻声地讲述着那些敢于提问的男男女女情节模糊的故事。他们中有些人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另一些人曾试图攀上挡住太阳的高耸石墙，但他们的累累白骨却留在了山崖脚下。
年复一年。在宁静祥和的“无知山谷”中，人们幸福地生活着。
终于，有一天，黑暗中爬出来一个人，他双手的指甲已经磨破，脚上缠满了破布，长途跋涉时流出的鲜血已将布浸泡成了红色。
他跌跌撞撞地敲了最近一间小屋的门。
然后昏了过去。
借着颤动的烛光，他被抬上一张小床。
第二天早晨，全村人都已经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周围，摇着头。他们知道，他一定会有这样的结局。
对于敢于离开山脚的人，失败与屈服在等待着他们。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摇着头，悄悄地说着恶言恶语。
他们并不是天性残忍，但律法就是律法。这个人违背了守旧老人们的意愿，他犯了大错。
他的伤一好，就必须接受审判。守旧老人们想宽大处理他，但律法就是律法，必须遵守。守旧老人们会执行到底。
他们把流浪者抬到集市，人们都毕恭毕敬，安静地站在周围。
流浪者由于饥渴，身体还很虚弱，守旧老人们要求他坐下，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但他偏要说。
他背对着老人们，目光搜寻着不久以前还和他同道的人。
“听我说，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从群山的那边回来了，我的双脚踏上了新鲜的泥土，我的双手接触到了其他的民族，我的双眼看到了各种奇景。”
“小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当我问那边藏着什么，大家都在不停地摇头，要我噤声。可我偏要问，他们便把我带到岩石上，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留下的森森白骨。”
“当我喊着说，‘撒谎！上帝喜欢勇敢的人！’这时守旧老人们就会过来，对我朗读圣书中的内容，他们解释说律法已经决定了天堂与人间中万物的命运。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野兽、花朵、果实和鱼群都属于我们，都听从我们的命令。但群山是上帝的，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去探寻群山那边的事物，直到世界末日。”
“其实他们在撒谎，他们在欺骗。他们对我撒谎，就像对你们撒谎一样。”
“山的那边有牧场，有肥沃的草地，男男女女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城市都经过了千年的精心雕琢，宏伟壮丽。”
“我已经找到了一条路，能通往更美好的家园。我已经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我会带领你们去那边。因为上帝不仅爱这里，他爱所有的地方。”
他说完，人群里发出了恐怖的叫喊。
“亵渎！”守旧老人们叫嚷着：“这是在亵渎神灵！这是罪行！给他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了理智，竟然敢嘲笑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有余辜！”
他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他们杀死了这个人。
他的尸体被扔到了山崖脚下。杀一儆百，他们以此告诫所有质疑祖先智慧的人。
没过多久，一场大旱爆发了。知识的小溪干涸，牲畜因为干渴死去，庄稼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荒肆虐。
不过，守旧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说这一切最后都会转危为安，因为那些最神圣的篇章里就是这样写的。
寒冬降临。
村庄里变得人烟稀少。
超过半数的人因为缺少衣食已经死去。
活着的人唯一的希望在群山那边。
但是律法却说，“不行！”
必须遵守律法。
一天夜里，叛乱终于爆发了。
绝望将勇气赋予了那些因为恐惧而沉默的人。
守旧老人们无力地反对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继续抱怨。他们诅咒子孙们忘恩负义。不过，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叫住了车夫，强迫他把他们也带走。
向未知世界的逃亡开始了。
那个流浪者归乡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并非易事。
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渴后，人们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标。
之后的旅程轻松了一点。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边无际的乱石荒野中掘出了一条清晰的路。
这条路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向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他到底是对了！”他们说：“他对了，那守旧老人们错了……”
“他说了实话，守旧的老人们撒了谎……”
“他的尸骨还在山崖下腐烂，但守旧的老人们却坐在我们的车子里，吟唱着那些老掉牙的诗……”
“他救了我们，而我们杀了他……”
“我们对这件事情很内疚。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然后，他们解下了马匹和牛群的套具，把奶牛和山羊赶进牧场。他们给自己建起房屋，规划好自己的土地。从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又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几年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大厦，准备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其中。
庄严肃穆的队伍回到了如今荒无人烟的山谷。但当人们到达先驱者的遗骨所在地时，遗骨却不知所踪。
饥饿的豺狼早已把尸骨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于是，人们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放了一块小石头，石头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最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发起挑战的人的名字。是他引导人民走进了新的自由。
石头上还写明了它是由感激不尽的后人所立。
这类事情过去有，现在有，但我们希望将来不再重演。
《苏格拉底》：显示大哲人为了争取宽容选择从容赴死，其勇气与智慧，令人动容；
【人物介绍】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他有一句名言：“我自知我一无所知”。公元前399年，他因为亵渎神灵罪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
【正文】
古代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那里产生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哲学家，仅雅典城邦就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可以说是后来西方哲学的灵魂。
但是，雅典城邦也是以迫害哲学家著称的。
譬如有一位叫做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家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断言与天神造万物的故事背道而驰，于是雅典人把阿那克萨哥拉投入了监牢。幸亏城市中有占上风的开明势力，阿那克萨哥拉最后缴纳很小的一笔罚金就获释出狱了。
还有一位哲学家叫普罗塔哥拉。他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转瞬即逝，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探究神是否存在上，应该用全部精力来使生活更加美满快乐。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者辩论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同时被勒令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普罗塔哥拉虽然是个科学家，但是对科学殉道毫无兴趣。他逃跑了。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失事了。他可能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
希腊人不容其他学说的偏见愈演愈烈，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庭冤死苏格拉底一案，历史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这位才华横溢、但常常触犯众怒的演说家对公元前5世纪盛行于古希腊各地的自由思想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当时的普通人仍然坚信天神是存在的，苏格拉底便把自己说成是天神唯一的代言人。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但人们完全清楚他对周围人坚信天神的理念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秩序也不屑一顾。最后，当权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关系。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子女众多，收入微薄。因此他小时候没钱念正规学校，因为当时大多数哲学家都很现实，讲授一门课经常收取两千块钱的报酬。此外，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断培养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要拯救灵魂，不一定要认识彗星和行星的自然规律。
然而，这位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朴实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辩论，晚上则得耐心的倾听他妻子的唠叨。苏格拉底多次参加战争和远征，是个可敬的老兵。他还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同时代的许多教师中，只有他因为信仰被判处了死刑。
那苏格拉底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以至于推动了人类知识与进步事业的发展呢？
苏格拉底在他的一生中竭力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时光，浪费过多的时间在空虚的欢乐和徒劳的胜利上，白白挥霍了伟大而神秘的神赐与恩典，只求几个小时的虚荣和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使命，从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束缚。他比普罗塔哥拉走得更远。普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世间万物的终极尺度；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人类自己。”
苏格拉底的这些言行引起了人们的嫉恨，于是人们用亵渎神灵的罪名把他送上了法庭。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慷慨陈词，他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问心无愧，有自己的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可，没有金钱、家庭，甚至没有住所，他也会取得成功。但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并且不受官方限制。”
遗憾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演讲。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及主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便一直处在激烈斗争的状态。而苏格拉底是个温和派，他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寻找折中方案去满足有理智人士的愿望。这自然使他在任何一方都不受欢迎。只是因为那时双方势均力敌，还腾不出手来对付他。到了公元前403 年，纯粹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希腊，并赶跑了贵族，苏格拉底也就到了倒霉的时候。
他的朋友们知道了此事，建议苏格拉底趁早离开这座城市。其实这是明智之举。苏格拉底的朋友多，但敌人也不少。他充当“口头评论家”长达大半个世纪，是个聪明绝顶的大忙人。他的爱好是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之栋梁的人的伪装和文化骗术曝光。结果，他的名字在希腊东部家喻户晓。他早晨谈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晓了。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的人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都了如指掌。
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做重大贡献，为城市清除“知识界”的高度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们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然能施展他的辩论才能，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建议，苏格拉底只要放弃辩论、争吵、说教等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没完没了的去质问去纠缠他们，他就可以得到赦免。
但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不行！”他喊道，“只要我良知不灭，只要我微弱的心声还在催我向前，还让我给人们指出真理的方向，我就会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释我的理论，绝不考虑后果。”
法庭别无选择，只能判处这个囚犯死刑。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尚未返航，雅典法律规定，在这个期间不准行刑。整个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在囚牢里平静地待着，琢磨着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他想离世而去。直到临刑前，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尽量将自己的真知灼见传授给他们，劝他们不要把心思放在物质世界上，要多用在精神世界里。
然后他喝下了毒药，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安息而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们曾一度被公众的极度愤怒吓破了胆，明智地避开了之前常去的活动场所。
不过等他们看到一切平息时，便又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
《伊拉斯谟》：伊拉斯谟以其特有的幽默笔触直击人心，其所引发的心灵震动就是在今天也能感受到。
【人物介绍】
伊拉斯谟，生于1466年，死于1536年，人文主义者。《愚人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那里他以幽默的笔触嘲笑讽刺了教会和贵族阶级的愚昧无知。
【正文】
凡是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信仰总是存在怀疑，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却又不会太绝对。
本书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先驱者就是脾气温顺的伊拉斯谟。虽然他脾气温顺，但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论战，他精确地使用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幽默感”，其威力如远程大炮一般，敌人因此被轰得闻风丧胆。
伊拉斯谟是个私生子，从出生一开始就事事不顺。糊涂的父母完全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于是把伊拉斯谟和他的哥哥留给了不是蠢货就是流氓的亲戚看管。
他们的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一死，两个小家伙就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一所学校，在那里，监护人把伊拉斯谟父母的遗产挥霍完了，为了不被起诉，他们急忙把孩子送进了修道院当了教士，还告诉他应该微笑面对人生，因为“他的前途有了保障”。
幸运的是，修道院纪律松散，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研究前任修道院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早就被人遗忘在图书馆。他在这些手稿中汲取精华，最后终于成了古典学问的活百科全书。但凡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一定会赞赏他的古典知识。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受制于环境，这样的人能用最不成器的材料为自己创造环境。
在伊拉斯谟完全自由的余生当中，他一直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避开慕名而来的访客的干扰。可是直到他去世之前，他才享受了短暂的“真正的悠闲”。
他最看重自由，他也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旧的东西。他喜欢有趣的同伴，不喜欢无聊乏味的。他知道勃艮第的葡萄酒佳酿和亚平宁地区淡红色墨水之间的区别，但他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称别人为“主人”，那这些就都不可能实现。
他给自己选定的角色其实可以算是知识的探照灯，无论前方形势如何走向，伊拉斯谟都能立即用他的智慧照亮它，去掉它的伪装，戳穿它的“愚蠢”和自己非常痛恨的“无知”，尽力让旁人看清它的真面目。
他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在历史最动乱的时期，他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会惹恼宗教裁判所的那些朋友，他一生中最常被人们指责的也正是这一点。
因为后人似乎特别喜欢以身殉道的先人。
伊拉斯谟本性就不喜欢诉诸暴力，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运动领袖。他缺乏坚信自己正确的信念，这是那些努力要告诉全世界未来一千年应该如何走的人所拥有的特点。另外他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的时候，不必将旧房子都拆掉。的确，地基需要整修，下水道太过时了，花园里堆满了以前住户扔下的许多破烂，脏乱不堪。但如果说房主兑现自己的承诺，花一些钱做些改善，这里的情况就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并不愿意做得太多。
伊拉斯谟像所有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他也不喜欢制度。他相信，拯救世界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人都有所改变，便能改变世界。所以，他直接呼吁广大平民抨击当时滥用权力的现象，他采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以及出身卑微的人写了大量的信。
其次，他校订了大量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因为被传抄太多次，已经文不达意了。他为了校订出完美的版本，不得不学习希腊文。
他还把格言收集起来编成书，以便当时的孩子们能学会古文，写出古雅的句子。这些所谓的“箴言集”充满了智慧的评论，在周围的保守派看来，一个跟教皇关系密切的人是不会有如此手笔的。
最后，他还写了一本奇特的书，可以算是因时代应运而生的一本怪书。这种书其实是为了博几个朋友一笑而写的，然而作者本人都没想到这本书能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本书叫《愚人颂》。
这本小册子震惊了世界。它文风巧妙，没人说得清它是在攻击僧侣还是在为之辩护。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对这本书赞赏有加，还写信给伊拉斯谟，询问详细情况。
《愚人颂》认真地剖析了整个时代的生活结构，“愚人”就像一个受到启发的验尸官，它站在一旁对观众进行评论，整个“中世纪主流社会”里的形象基本上全都被搜罗其中。当然，当时那些野心勃勃、道貌岸然的僧侣大谈“救赎”的言论和他们的伪装的虔诚的说辞统统被写进了书中。对此，他们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
教皇和红衣主教与加利利地区贫苦渔民和木匠的后代也在人物表里占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愚人”和幽默文学中常见的匣子中玩偶式的人物相比，显得更实在。他在这本小书中宣扬了自己的一种哲理，我们不妨称其为“宽容的哲学”，即“自身生存的意愿和让别人生存的意愿”。他认为神圣律法中的精神是最重要的。他用真正的人的身份来看待宗教伦理体系，而不是将其当成一种统治方式来接受。这让固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将伊拉斯谟痛斥为“不相信上帝的骗子”，他们认为伊拉斯谟是所有宗教的敌人，说他不仅“诋毁了基督”，还把自己的真正想法藏在一本巧妙小册子中有趣辞藻的背后。
咒骂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但没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小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
1536 年7 月，伊拉斯谟去世。
他一直都保持着幽默感，他死在了出版商的房子里。
《拉伯雷》：拉伯雷堪称文艺复兴的巨人，他的小说《巨人传》以狂纵的想象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
【人物介绍】
拉伯雷，生于1495年，卒于1553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世界文学名著《巨人传》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那里，他用夸张、辛辣的笔触揭露了教会的虚伪。
【正文】
长久以来，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敬仰的供全家阅读的书中，但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及拉伯雷却是不雅的。这个家伙确实危险，以至于美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接触他邪恶的作品，在很多国家，他的书只能从胆子比较大的书商那儿才能买到。
这当然只是骗人的贵族们用恐怖统治强加给我们的众多荒唐事件中的一件罢了。
拉伯雷生平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书里遗漏了少量细节，但是都在他敌人撰写的书里给补上了，因此，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生平。
拉伯雷出生的时代，世界依然被僧侣、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控制。他出生在希农，父亲可能是药商或者酒贩。他的父亲比较富裕，有钱送儿子去好的学校读书。在学校，年轻的拉伯雷结识了当地颇有名气的杜拜雷家族的后人。这个家族是国王的忠诚仆人，担任过无数官职，有红衣主教、大使、步兵、古典作品翻译官和炮兵操作手册的编校等，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所有贵族应该完成的工作。杜拜雷家族的人与拉伯雷亲密的关系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有趣的酒友。在他沉浮不定的一生当中，他总能获得这些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次他跟身份高过他的教士发生矛盾时，杜拜雷家族城堡的大门便会向他敞开。有时候这个说话直言不讳的伦理学者在法国实在待不下去了，杜拜雷家族总会有人正好要奉命出使国外，而且还急需一个既懂医术又在拉丁文上有所造诣的秘书。这可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小细节。在这位博学医生的职业生涯每次即将痛苦地终结时，他老朋友的势力总能将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或加尔文教派的怒火中解救出来。
拉伯雷早年的时候是方济各会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在那里他学习了希腊文。很快地，他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爱好喝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而是因为他屈从于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私藏违禁的书籍。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听到了这个传闻，马上决定搜查他的房间。他们发现了成堆的“违禁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德的书。
这是个可怕的发现，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他脱离了困境。
头脑敏捷但叛逆的拉伯雷在所属教派的长老要惩处他时常常会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地受到干扰，生活变得忍无可忍时，他顺利地得到批准，离开了修道院。
他松了口气，掸去脚上的尘土，前往蒙彼利埃和里昂行医去了。
他确实才华不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位前修士已经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治内科大夫。获得这些新的成就之后，他不安定的灵魂便开始寻找新的领域。他并没有放弃医学，但是除了研究解剖学，他还搞起了文学。
里昂坐落于罗纳河谷地的中部，对喜欢纯文学的人来说是个理想的城市。从这里轻松地走上几天，就能到普罗旺斯，那里是古代行吟诗人的乐园。尽管宗教裁判所对普罗旺斯进行了残酷的高压统治，但古老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况且，里昂的印刷厂因为出品精良而出名，里昂的书店里摆满了最新的出版物。
一个叫塞巴斯蒂安的大印刷商想找人编校他的中世纪古典收藏集，他自然而然想起了这个颇有名气的新医生，他雇用拉伯雷来做这件事。然后，一本奇特的大书产生了，这本书让它的作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追求新奇事物不但让拉伯雷成为著名的临床医生，还让他成了伟大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情，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持续千年的旧传统，他用法语写作，而且用的是1532 年的口语，且不加任何修饰。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发现了那两个他最爱的主人公——卡冈图亚和庞大古埃，我很乐意把这个问题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这两个英雄可能是古代异教的神。因为自身的性质，他们不得不在基督教的迫害和忽视之下“活”了一千五百多年。
或许拉伯雷是在一阵大笑之后创作出了他们。
不管怎样，拉伯雷为各民族的娱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作家他能让人们更加快乐。再没有比这更高级的赞誉了。与此同时，他的书与现代那种糟糕的“搞笑书”不同，它有其严肃的一面，通过对人物漫画式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了大胆的一拳。书中的人物都是对教会恐怖统治的讽刺写照，这种统治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制造了无数的惨剧。
拉伯雷是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巧妙地避开了会惹来麻烦的直接抨击。他的原则是监狱外一个开心的幽默家要胜过铁窗里一打脸色阴郁的宗教改革者。所以他没有过分暴露他离经叛道的观点。
但他的敌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明确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议会也把他放进了黑名单，还没收并烧毁了辖区内能找到的所有拷贝。当时，尽管负责销毁图书的刽子手活动猖獗，《巨人传》仍然是最畅销的经典作品。差不多四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启发着那些能从善意的笑声和戏谑的智慧中汲取欢乐的人。但是有些人认为真理女神的嘴角一旦挂着微笑，她就不再是个好女人了，所以对这些人而言，《巨人传》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就作者本人而言，他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被看作“一本书打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拜雷家族一直对他很忠诚。不过拉伯雷大部分时间都很谨慎，据说他是因为得到了王室的“特许”才发表了那本大逆不道的著作，但他始终对王室敬而远之。
他冒险去过一次罗马，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却受到了热烈欢迎。1550 年他回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去世。
《布鲁诺》：为了坚持科学真理，布鲁诺宁可选择被处火刑，他对待不宽容的轻蔑态度和对人类的自信，显示了文明的进步。
【人物介绍】
布鲁诺，生于1548年，意大利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因为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处火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正文】
有许多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对各国百姓头上的枷锁感到震惊，于是他们起来反抗。他们都是穷困的人，除了身上的斗篷，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他们内心燃烧着圣火。他们四处奔走、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当中。他们在普通的乡间酒馆与卑微的乡巴佬辩论，并且总是在宣讲彼此之间要有善意、理解和仁爱的福音。他们拿着书跟小册子，衣衫褴褛，周游四方，最后在波美拉尼亚某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里死于肺病，或者在苏格兰的小村子里被喝醉的村民私刑处死，或者在法国的某条省道上被车轮轧死。
所以，如果我提到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但他的生平和思想，还有他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的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因此，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儿子就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不会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遵循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顺理成章地成为多明我会的修士。但他与多明我会可是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团体非常支持各种迫害行为，当时被人们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多明我会很机警，异端分子就算没有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也会被前去追踪的多明我会的密探嗅出来。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耸耸肩膀，就足以露馅，接下来他将被迫和宗教裁判所打交道。
布鲁诺就是在这种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他怎么会叛逆地摒弃《圣经》而捧起芝诺、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这我也不知道。但这个奇怪的新修士还没有完成规定的学业，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成为了流浪者。
他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年轻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够在罗纳河和阿尔瓦河交汇的新教强大堡垒中找到自由。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那里和别的地方一样，总有人在迷惑人们的心，改变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了心灵和思想。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到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一套新衣裳，还找了一份校对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就读书。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米的书，这让他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米也相信，如果中世纪教科书中所宣扬的暴政不被打碎，那么世界就无法进步。布鲁诺不像他老师走得那么远，他不认为希腊人的一切教诲都是错的。但是十六世纪的人为什么要受到基督出生前四世纪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支持正统信仰的人回答他说：“因为一直都是这样。”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个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回答道。
很快，警察来找他了，建议他最好收拾行李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此后，布鲁诺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游学，四处寻找一个比较自由能安全生活和写作的地方，但他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了图卢兹。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拥护者，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大声说：“世界围绕太阳转？世界只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胡说！谁听说过这种蠢话？”
图卢兹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可以久留之地。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然后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他再一次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欧洲大陆的强。也许他们只是更实际一点，比如说在牛津，如果学生们犯了错，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教诲，神学家们只是罚他十块钱。
布鲁诺变得尖刻起来。他开始撰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险的短篇文章，还有一些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的对话。在这些东西里，整个现存的秩序被翻了个个儿，但是却受到了细致且绝无赞赏的检查。
他还就他喜爱的天文学发表演说。但是学院的当权者对这种事是极少笑脸相迎的。布鲁诺又一次被下了逐客令。他回到法国，又去了马尔堡。可是，他的“自由派”大名早已先他而行，当局甚至不允许他授课。事实上维登堡应该好客一些，但是这座路德派的旧堡垒已经被加尔文的信徒把持，因此，布鲁诺这种有自由倾向的人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他向南走，到约翰·胡斯的地方碰运气。新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布拉格已经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哈布斯堡王朝从前门进入，“自由”便从后门离去。
布鲁诺再次上路，前往遥远的苏黎世。
在苏黎世，他收到了一个意大利年轻人叫乔瓦尼写的信，邀请他去威尼斯。布鲁诺接受了这个意大利贵族的邀请。但是乔瓦尼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当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到他家要把客人抓去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敢动一下。
而威尼斯政府也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如果布鲁诺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者荷兰船长，他们或许还会强烈的抗议，说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辖区抓人，甚至会发动战争。可是何必为了一个流浪汉去惹教皇？这个流浪汉除了思想，他不能给威尼斯带来任何好处。
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布鲁诺被关了七年之久。
1600 年2 月17 日，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随风而去。
《斯宾诺莎》：斯宾诺莎面对强权，选择了不合作，他不像布鲁诺那样激烈，而是以一种沉默的顽强的勇敢，在追求“宽容”的过程中彰显了思想力量的强大。
【人物介绍】
斯宾诺莎，生于1632年，卒于1677年，荷兰犹太哲学家，年轻时因为信奉笛卡尔哲学而被逐出犹太教会堂，只好隐居乡下，靠磨镜片为生，但他的思想在18世纪成为了许多革命理论的火种。
【正文】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常常达到无法调解的程度，双方都据理力争说自己是对方不宽容和偏见的受害者。首先，双方都坚信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民族的神都是伪神。其次，双方互为对方商业上的死对头。
像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犹太人来到西欧也是在寻觅新家园。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犹太人进入各行各业，所以他们只好开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可是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两个行当是不正当的，宗教也认为它们是邪恶的职业。这样，这些可怜的流放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为，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富人和穷人的敌人。
在基督徒同胞的压迫下，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迫铤而走险，在怒火冲天时起来反抗压迫者。他们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恶棍”，之后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它让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变得越来越多。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所以他躲过了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受的苦难。他先是被送进犹太教会掌管的学校。在学会希伯来文的动词变位以后，他就被送到学识渊博的弗朗西斯库斯·恩德博士那儿学习拉丁文和科学。
弗朗西斯库斯博士教小斯宾诺莎拉丁语，但他热切地追求科学领域的一切新发现，对布鲁诺也很崇拜，因此博士毫无疑问教给了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不会提到的东西。
和当时习惯不同的是，年轻的斯宾诺莎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很博学，家人对此印象深刻。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惜地给他零花钱。斯宾诺莎没有把这些钱浪费在买烟草上，而是用来买与哲学相关的书。
有一个作者特别吸引他。
这就是笛卡尔。
笛卡尔的哲学被称为笛卡尔主义，在十七世纪的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这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很像。在1680 年，如果一个人是笛卡尔主义者，那是件很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表明此人是当时社会制度的敌人，是下等人。这样的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将自己与正派的邻居隔绝开。这并没有能够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父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起这些问题，因此笛卡尔主义相当于不存在。如果有人能看到斯宾诺莎的脑子里有笛卡尔主义，犹太教会当局一经调查，就会采取官方行动，这个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教会觉得不能再冒险惹出另一桩丑闻了。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被笛卡尔的新异端学说所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的反应是应该先将事情掩盖起来。有人找斯宾诺莎谈话，说只要他发誓不捣乱，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有悖于法律的言论，就可以每年给他一笔固定的奖金。
斯宾诺莎最讨厌妥协，他干净利落地就给回绝了。结果，根据著名而古老的《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面对各种咒骂，斯宾诺莎泰然自若地待在家里。
这对犹太拉比们的威信是个沉重的打击，情急之下他们诉至市议会，要求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逐出教会的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他拒绝信仰上帝，阿姆斯特丹这样体面的社会容不下这种人。
但当局的诸位大人们有自己办事的好习惯，那就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踢给了教士们组成的二级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违反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当局官员们汇报，向市长建议，请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就像他窗外的景色一样波澜不惊。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烟斗，兴之所至读写一番。他一生未婚。传说中他和他前任拉丁文老师的女儿有一段私情，但这个传言并不靠谱。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接济他两次，让他能把全部的时间用于研究。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每年从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那儿领八十元的补贴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他的一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令人尊敬的贫穷中度过的。听说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都拒绝了。
就这样，斯宾诺莎一直平静快乐地过着流放的生活。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荷兰海牙。
1677 年，他孑然一身地死去。
斯宾诺莎之所以伟大，靠的是他的勇气和力量。
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将它们看作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意志体现，一种终极真理的体现。这个真理适用于创世之初，也适用于世界之末。
就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斯宾诺莎和之前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教设下的狭隘界限，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大胆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崭新的思想体系。这样一来，他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起就被歪曲的人类本质，再次让人类成为宇宙真正的一员。
《伏尔泰》：伏尔泰在一生有限的时间里，猛烈抨击旧制度，他争取言论自由的名言——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至今都是争取宽容的宣言和号角。
【人物介绍】
伏尔泰，生于1694年，卒于1778年，法国启蒙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他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文】
现代人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历史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旧约》中大大小小的先知们都曾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师。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完全知道精心布置宣传活动的巨大价值。基督教特别看重性格谦卑这种特质，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之所以现在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正是因为当初得力的宣传。
我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伟大的学者伏尔泰。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大发豪情，他说：“没有王权有什么关系？我有笔。”他说得没错。他有笔，他有许多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用坏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普通作家用坏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匠，孤军奋战，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比作家协会的所有作家写的还要多。他在肮脏的乡村酒馆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的客房里创作了无数的六韵步诗。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里的破地板上丢满了稿纸。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皇家客房的地毯上。他用过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
不过他之所以成为本书的一章，并不是因为他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论文以及物理论文，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位诗人写得更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也很枯燥，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并不比我们在星期日报上读到的东西好多少。
但他勇敢坚韧，是一切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极端的年代，一方面，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另一方面，大批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想要创造新的太平盛世，但这个理想的盛世没有基础，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伏尔泰出身中产阶级的上层。他的父亲为许多豪门贵族做事，负责管理他们的法律和财务事宜，因此年轻的伏尔泰习惯接触比自己家境更好的阶层，这在他后来的生活中让他有了超过大多数文学对手的优势。
伏尔泰的父亲阿鲁埃早就发现小儿子是个难以管束的人。为此他把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韵步诗、并用斯巴达式的纪律管理自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在他身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让这个长着长腿的学生在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语言上都得到了扎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发现不可能根除这个孩子某种“古怪”的才能。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与众不同。
父亲阿鲁埃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风险。在儿子离开耶稣教会学校后,他找一位朋友帮忙，在海牙的法国公使馆为伏尔泰谋得一个秘书的职位。当时荷兰的首都和现在一样，枯燥无聊得出奇。由于无聊，伏尔泰开始和一个容貌平平的女孩谈起了恋爱。女孩的母亲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人，就赶忙找到法国公使，请求他趁着全城都还不知道这件“丑闻”时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公使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不想再找麻烦。他匆忙地把自己的秘书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马车，伏尔泰就这样丢了工作，又回到了父亲那里。
在这种紧急时刻，阿鲁埃凭借父亲的权威，把儿子从塞纳河的花花世界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上一年。
在乡下，他天天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伏尔泰开始非常认真地钻研文学并且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在呼吸了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过了让他受益匪浅的单调生活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以弥补自己浪费的时间。
摄政王是个讨厌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分，但是他可一点都不喜欢伏尔泰这样让他公然丢脸。于是后来创作的文章让伏尔泰再度被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在巴士底狱被关上了一段时间。但是位于巴黎中心的孤单牢房正好给伏尔泰认真工作的机会,到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上演后都非常成功。这不仅让他赚了一笔钱，也让他获得了“会说俏皮话”这么个名声。
1725 年，伏尔泰对古老但无作为的德·罗兰家族开了几句玩笑，德·罗兰骑士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决心要报复。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随从。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共进晚餐，有人告诉他说外面有人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德·罗兰骑士的随从们狠揍了一顿。这件事第二天在城里不胫而走,鼻青眼肿、头上缠着绷带的他成了大众评论杂志再好不过的话题。他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伏尔泰先生派见证人到骑士那里下了战书，准备与对方殊死决斗。
可是，等到决斗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再次被送进监狱。罗兰这个无赖把这场决斗报告给了警察，于是斗志昂扬的作家被拘留了。释放后，有人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船票。
伏尔泰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1729 年，伏尔泰回到法国。他努力地工作，非常高产。他写了一系列内容广博而又流传广泛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到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文坛的大家了。
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最伟大的造物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伏尔泰一生都为此感到愤怒。他痛恨各种形式的愚蠢行为。他把大部分怒火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总是威胁要摧毁这个敌人。这个所谓的“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群氓”。这些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独立思考。伏尔泰晚年醉心于摧毁或至少推翻这台机器。法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实际上也是出了力，因为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每一次，伏尔泰采取的进攻方式都让法庭无法抵抗。结果，敌人对他只能是一筹莫展。
《莱辛》：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能刻画人物灵魂的，伟大的思想家、评论家莱辛通过对民族戏剧的反思，影响观众，促使大众体验、反省自身的精神生活。
【人物介绍】
莱辛，生于1729年，卒于1781年，德国启蒙思想家，戏剧批评家，在推动近代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方面功劳卓著。
【正文】
莱辛是个德国人。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读过神学。但是他不愿以宗教为业，经常逃学。他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退学或改学医。莱辛既不愿意当医生，也不愿意当牧师。他虽然答应父亲，又回到了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借贷担保人。后来这些人从莱比锡逃走，莱辛为了避免因债务而被捕，被迫逃往维登堡。
逃亡途中，他不得不长途步行，忍饥挨饿。他先到柏林，在那待了几年，为一些剧院的宣传刊物写文章，挣很低的稿酬维持生计。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做私人秘书。他们刚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就回家了。莱辛再次失业，流落在莱比锡街头。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很快他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克莱斯特。这个朋友白天是军官，晚上则是诗人，个性十分敏感，他让饥饿的前神学家莱辛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奈尔斯多夫战役中阵亡了。莱辛在山穷水尽之下，不得不当了一名报刊专栏作家。
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莱辛又为布莱斯勒要塞司令当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枯燥乏味，他认真地研读起斯宾诺莎的著作。
然而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但几年前发生的一点儿事让莱辛成了普鲁士宫廷中不受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很慷慨，完全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轻人借阅自己即将出版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了自己的行李中。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廷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此事一出，他马上大喊自己被盗了，那个年轻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完全像个客居外国的普通法国人。几天之后，邮差把他丢失的手稿还了回来，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德国青年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小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遗忘，但在十八世纪，小风波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直到将近二十年以后，腓特烈国王仍然喜欢他那位暴躁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不让莱辛在宫里出现。
因此，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据说这里要新建一座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一个职位，在爵位世袭的布伦斯威克大公爵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沃尔分布特成了他的新家，虽然这里不算是大城市，但大公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里面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都是历史上宗教改革史上最重要的文献。
流言蜚语主要源自无聊。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沃尔分布特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家和戏剧散文作者的莱辛成了令人怀疑的人，他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有人说他发表了一系列攻击路德旧派神学正统观点的文章。
这些布道文实际上是汉堡的一位前任牧师所写，但布伦斯威克大公想到在他的领地爆发宗教战争就感到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管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明确说不能用戏剧的形式来写，于是莱辛开始工作，用戏剧展示了自己的观点。
于是《智者纳旦》这部戏诞生了。主题非常古老，喜欢古典文学的人可以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找到它，在《十日谈》中，它被称为《三戒之殇》。情节如下：
从前有一位伊斯兰教的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因为他没有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现在流传最广的有三种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三种宗教当中，我问你，你认为哪一个最正确呢？
这个令人尊敬的长者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我给您讲个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立了一个遗嘱，说他死后，哪个儿子手上戴着这个戒指，那个儿子就能继承所有的家业。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这样过了好几百年，戒指代代相传，一切顺利。但是最后拥有戒指的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无法决定将戒指传给哪一个。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戒指一模一样的戒指。临终时，他躺在床上，把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戒指，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唯一得到那个戒指的人。父亲一下葬，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他们将这件事情交给伊斯兰法官。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断定真伪，于是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很可能会拖到世界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证明了他的观点：没有哪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友爱，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来崇拜，也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着真理”。
《托马斯·潘恩》：潘恩，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用晓畅的文字影响历史进程的人。
【人物介绍】
托马斯·潘恩，生于1737年，卒于1809年，美国英裔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写的小册子《常识》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的独立意识，因此他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正文】
托马斯·潘恩为美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从血统上讲，潘恩是英国人，职业是水手，在本性和所受的训练上，他是个反叛者。
他去美国殖民地时已经四十岁了。有一次，他在伦敦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建议。1774 年，他带着富兰克林的亲笔介绍信，乘船驶往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巴赫创办了《费城报》。
托马斯是个老牌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考验灵魂的重大事件之中。不过他的头脑特别有条理。他收集了美国人的各种不满情绪，将其编成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篇幅不长，但写得很好看。小册子通过“常识”，告诉人们要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它值得所有忠心的爱国者们诚挚参与。
这本小册子马上流传到了英国和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个“美利坚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理由也具有神圣的职责向宗主国宣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潘恩就回到欧洲，把英国政府的各种预存行为指给英国人民看。那时塞纳河两岸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隔着海峡遥望对面的情况，内心已经非常怀疑了。
一个叫爱德华·伯克的人在恐慌之下，刚刚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潘恩马上用《人权论》义愤填膺地予以回击，结果英国政府让法院以叛国罪审判他。
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已经将他选入国民大会。潘恩完全不懂法语，但是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接受了这项荣誉，来到巴黎。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受到罗伯斯庇尔的怀疑之后，他才离开。潘恩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或砍头，就赶忙完成了他关于生活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名为《理性时代》，书的第一部分是在他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
潘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也就是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大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宗教狂热。但他在表达这种思想时，遭到了大家的攻击。1802 年他回到美国，受到了人们极大的仇视。最后，“肮脏卑鄙的无神论者”这样的名声在他去世后还伴随了他一个多世纪。
他确实没有被怎么样。既没有被绞死或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但是所有的邻居都排挤他。当他壮着胆子要出门时，大人们就怂恿小孩子们向他吐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了被人唾弃遗忘的人。他撰写了讽刺文章，反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以此发泄自己的愤怒。
这就像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但结局却十分不幸。
但同样的事情在近两千年的历史当中反复重演。
一旦公众的不宽容成为强弩之末，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官方死刑刚唱罢，私刑接着又登场。
《宽容的出路》：作者最后敏锐地指出，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原因。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惧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战胜恐惧
二十年前写这本书一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是同义词。历史学家写道“某人是为宽容而战的斗士”，一般人都会认为此人毕生都在反对教会和职业教士的暴政。
然后大战爆发。
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本来只有一种不宽容的制度，之后又有了十几种。
本来人对同类只有一种形式的残忍，现在有了几百种。
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不得不忍受更多更让人痛苦的种族的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十年前，人们甚至没有想过这些不宽容形式的存在。
许多善良的人直到最近还活在快乐的幻觉之中，认为进步是一块自动表，只要偶尔认可，就不用再上发条，这样的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喃喃地说：“虚妄，虚妄，所有这一切皆是虚妄！”他们抱怨人类本性令人讨厌的顽固，一代又一代的人进入学校，却总是拒绝吸取教训。
在完全绝望之下，他们加入了迅速增长的精神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制度，他们用最令人悲哀的语调宣布自己失败了，从此以后不再参与他们之后的任何社会世俗。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是懦夫。
他们是未来人类的叛徒。
话说到这里，如果有解决的办法，那又应该是什么？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没有的，世人都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公式或者药的配方或者国会的法案，迅速而又轻松地解决世上的所有难题。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知道文明不会在二十世纪开始或结束的，这样一想，倒会觉得还略有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人悲哀地谈到恶性循环，像“人一向如此”，“人将来也不会改变”，“世界从未改变过”，“情况跟四千年前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是个错觉。
进步的轨迹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搁置，对过去两万年来的历史做个清醒的判断，就会注意到，人从几乎难以启齿的野蛮升华到了一种境界，过程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未来应该会更好。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会动摇这一坚定的信念。
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经受住了神学的考验。
总有一天，它也会经受住工业主义的考验。
它经受住了霍乱和瘟疫，残酷的迫害和清教法规。
人类将学会怎样克服许多困扰这一代人的精神疾病。
历史小心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能系铃，也能解铃。
这首先是勇气的问题，其次是教育的问题。
当然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的耳朵被“教育”灌满了，甚至厌恶这个词，希望回到过去，那时候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能用过剩的精力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但是，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种积累被看作是现代孩子们必要的精神基础。我想说的是对现状的真正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过去慷慨大度的知识之上的。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努力证明，不宽容不过是“群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会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无论强弱，它们一定会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
在一个食人部落，如果某个人的癖性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部落就不会容忍他，而因此将此人残忍地放逐到荒野之中。
在希腊城邦当中，谁要是胆敢质疑社会的基石，他就无法在城邦神圣的高墙内久留。在一次不宽容的情绪可悲的爆发中，苏格拉底被仁慈地判处服毒自尽。
在古罗马，如果允许几个好心的狂热分子无视某些法律，那么罗马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完全有悖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
教会其实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要生存，就得要求最恭顺的臣民绝对服从。所以教会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觉得相比之下，连土耳其人都要比基督教仁慈。
反对教会暴政的著名宗教改革家总是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他们要想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创新或科学实验不宽容。于是在“宗教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或试图去犯刚刚让自己的敌人丢掉权势的错误。
就这样一直循环，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冒险，结果变成了可怕的经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生存完全被恐惧所笼罩。
我要重复一遍，所有不宽容都源自恐惧。
无论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都源自恐惧，迫害越凶残，越表现出施加迫害者的恐惧程度。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受到恐惧笼罩的时候，是很愿意倾向正直和正义的。
到现在为止，人们很少有机会实践这两个美德。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两个美德得到践行，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毕竟是年轻的，应该说太过年轻，年轻得荒唐可笑。要求一个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而且，它会歪曲我们的思想。
当我们本该耐心的时候，它让我们愤怒。
当我们本该怜悯的时候，它让我们口出恶言。
在写这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往往有一种诱惑力，那就是扮演苦难先知的角色，做一点业余的说教。
老天千万别让我这么干！
生命是短暂的，而说教会没完没了。
如果一件事无法言简意赅地说清楚，不如不说。
我们的历史学家犯了一个大错。他们高谈阔论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对一段所谓的黑暗时代信口评论。他们还歌颂比过去昌盛十倍的现代。
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博士偶尔发现，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与他们拼凑的美丽画面并不吻合时，他们就会喃喃地道歉，说些不理想的情况是继承自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但时机一到，这些情况就会像马车让位于火车一样，早晚会消失的。
听起来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认为我们是时代的继承人会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本质，即我们只是穴居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开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回家的穴居人，那对我们精神健康倒更好些。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还隐藏在未来崇山峻岭之中的目标迈出第一步。
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惧所笼罩，那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进步都是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宽容总有一天会大行其道。那时，不宽容会像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那样成为荒谬之事。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可能要等一万年，也可能要等十万年。
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只要人类战胜自己的恐惧，取得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胜利，那么这一天就不会遥远。
房龙，1925年7月19日于康涅狄格州西港
《宽容》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房龙在书中致力于用理性和自由来对抗各种基于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狭隘意识,倡导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在地球上还存在哪怕两个人,这样的一种情怀,就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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