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滩。
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上海实在是太重要。它不但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是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种秘密。
为了弄清这些秘密，我们还是从外地人对上海的看法说起。
一、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上海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父母说：＂他怎么找个上海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上海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上海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上海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在远离上海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阳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上海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上海人，才特别＂像＂。
关于上海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的笑话。北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中国，惟独上海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未必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参观，兴高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床头看娇妻＂，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的餐馆吃饭，问：＂小姐，水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睡觉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实在太差，竟高兴地说：＂六毛？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上海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上海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上海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上海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气＂ 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根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上海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怜，上海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上海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上海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上海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 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脱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上海人一般都会挤公共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上海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人＂，也就相当于＂他妈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满。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广州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内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上海与北京。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入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高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内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内，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内地，大大地富起来。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内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 ？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公共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 当然，上海人也特别会挤公共汽车（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公共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看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上海人要对另一个上海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 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人民＂，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交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上海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满，而这些反感和不满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 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们实在想不通上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上海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二、上海人与上海滩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谁也说不清。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 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
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 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中国著名的颜值博主、华中地区首席中年大帅比、集智慧与英俊于一身的卢彦祖曾经说过：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当地的地理经济所驯化、所塑造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本地人，是当地地理与经济的共同产物。当地人因共同依赖统一的经济链，因此形成了相近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习惯不断流传凝固，便成为当地文化。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族群。
今天，我们要用这套理论，来剖析一下性格鲜明的上海人。
要了解上海人，就要知道上海人所处的地理经济环境。
上海这片陆地形成的非常晚，五六千年前时，长江口还在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海岸线则在今天的江苏省常熟市支塘、梅李、太仓、嘉定外岗、金山漕泾这一线。
那时候的上海，是一片由于长江泥沙和海潮相互作用形成的堤岸，别说人了，连个鬼都没有。
一直到唐代时，由于长江沿线森林几百年被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今天上海市区的大部分，才成为陆地。
在别的城市已经历千年历史的时候，上海的陆地才冒出来，可见上海的历史是十分短暂的。
隋代时上海这只有2万渔民居住，唐末约有10万，渔民们捕鱼的工具叫“扈”，也叫“沪”，于是这个“沪”，就成了上海的简称。
上海陆地刚形成时，土质松散，都是淤泥和沼泽，不适合建城市和港口，所以古代江南的中心是扬州。
古人选扬州做江南经济重镇，跟我们今天选上海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古代长江出海口在今天的镇江、扬州附近，加上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的加成，扬州占据天下水路交通最中心，扬州想不富，古人都会摁着它的头叫它富。
上海土地晒扎实后，751年才有了华亭县，南宋991年因松江淤积，船只能停在支流一个叫“上海浦”的地方，才正式设上海镇，元朝时，这里升级为松江府上海县，整片上海地区，人口也逐渐增多。
元朝时，上海童养媳黄道婆，因为被家里虐待，跑去海南生活了三十年，从当地黎族人手里学会了棉纺织技术，老年回到松江府传授并升级技术，使上海成为棉纺织重镇，松江正式发了财，成为江南七府之一，排名全国前十六大城市。
黄道婆是妥妥的扶贫小能手，帮助上海从乡下穷地方，升级成了大城市。
到明清时上海逐渐积累些家底，家里头更阔气了些，上海人才开搞城建，所以今天上海市的文物古迹，以明清时期为主。
明清时因为常年海禁，只开放过漳州和广州，上海主要靠纺织业过过小富生活，并没有走向大富，后来突然大富，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在1842年第一次暴打满清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将原来只有广州一处对外通商，改成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南京条约》的巨大影响，我在《燃烧的天国》也讲过多次，外贸生意从广州一家通吃改成五家分吃，通往广州的江西赣江、广西西江两条传统贸易线崩盘，无数苦力迎来失业潮，从而为太平天国的壮大提供了大量生力军。
常读我们文章的读者，知道长江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而上海因为位于长江出海口，本来就是中国地理上天下第一的好位置。
以前没发大财，不是家里条件不行，是朝廷不允许上海做外贸生意，现在洋人把朝廷打服了，上海可以搞外贸了，那巨大的潜能就会迅速爆炸。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马上超越广州，成为全国贸易中心，财源滚滚而来。
以茶叶和生丝出口举例，开埠后，1846年上海出口的茶叶占全国七分之一，1853年上海就占70%，1846年上海出口的生丝贸易还和广州打平，1865年上海生丝贸易已经是广州的四倍。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当代上海能拿到第一桶金，确实要感谢洋人的努力。
从这里开始，上海人就开始跟洋人难舍难分的纠缠史。
洋人们为了能在上海拥有更多特权，要求划出地盘搞租界，1845年11月有了英租界、1848年有了美租界、1849年有了法租界。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叫公共租界，租界不断向外扩大蚕食，到1914年时，法租界东至黄浦滩、西至徐家汇、南至人民路、北至延安东路，面积1.5万亩，比初设时扩大了20倍。而公共租界达到了22.6平方公里，比初设时面积增加了40倍。
上海地图，租界占地极广，而且明显建筑密集
上海人有个词汇叫“洋泾浜英语”，旧时电影里常出现，指的是当地人说吴语，又去学英语和法语，形成了一种谁都听不懂的混杂语言，这个洋泾浜，就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界河河道。
1915年时，上海租界总面积达48653亩，是初设时57倍，还占据了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有利地带，使租界工商业从一开始，起步就远优于华人居住的华界。
1920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描绘上海当时的四个区，公共租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上海大部分的工商业和金融活动都在这里；法租界是精心设计的住宅区；闸北到处是小街陋巷和棚户区，下层中国人住的地方；上海县城则是一个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的地区。
到1931年，法租界住宅区、公共租界西区、外滩一带，建成了大量办公楼，成为全中国最繁华的区域，洋气得不得了。
当时中国一半的汽车、上海绝大部分工厂、商店、金融机构、报馆、学校，都集中在租界区。
所有我们印象中的民国上海街景，其实就是租界街景，简单点说，那年头，上海就是租界，租界就是上海。
所以上海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各国洋人就对其有着巨大影响力，这是中国其它所有城市都不具备的历史渊源。
当时的上海，便形成了租界区西方式的繁华，和华界区传统的贫苦，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租界区是这样的
华界区是这样的
一边是洋人们光鲜靓丽的舞会豪车，一边是每天冻饿死几百人，黄浦江里每天都有浮尸。
当时有一张新闻照片，一位穷人饿得在豪车旁啃树皮，就是上海最好的写照。
租界那么大，想必上海的洋人数量一定很多吧？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一查资料，发现其实不多，甚至可以说有点少。
1930年时，全上海总人口约300万人，洋人仅6万人，1942年时，全上海总人口约400万人，而洋人的总数量，还是只有15万人。
而且这15万人，来自于50个不同的国家，细分到各个国家，数量就更少了，比如英国人最鼎盛时只有5000人，美国人鼎盛时只有4000人，绝大多数职业，是官员和商人。
这些商人，绝大部分又其实是来做鸦片生意的。
旧上海其实是一座鸦片港。
不过也不止旧上海，据我在全国调研时了解到的，那年代中国的港口，几乎都是以鸦片贸易为主，可见鸦片曾经对我国人民伤害之深。
1854年7月到1855年6月，上海进口货值1262万两，鸦片一项就占911万两，普通商品只占351万两。
整个清末时期，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占到了全中国的55-75%左右。
按马克思1858年发表的《鸦片贸易》一文透露，1856年英印政府，从向中国输入鸦片，就赚到了政府财政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满清打不过洋人，鸦片在当时就是合法生意，1830-1870年的怡和洋行、1871年-1900年的沙逊洋行（犹太人）、1901-1917年的哈同洋行（犹太人）先后垄断了上海的鸦片贸易，他们的老板或职员，包括James Mathson、William Jadine、David Sassoon（犹太人）、Victor Sassoon（犹太人）、Silas Aaron Hardoon（犹太人）等人，原都是普通的外科医生、看门人等，靠从印度收鸦片、在中国卖鸦片赚了大钱，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赚到钱后返回欧洲，有的成了大银行家，有的成了大地产商，还有的成了大庄园主、岛主等。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英国贵族，他们祖上，好些就是来中国贩鸦片发的财。
人们常说旧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就是说来到上海，一个一贫如洗的西方人，他都可以靠时代红利发大财，靠欧洲对中国的实力碾压致富，这里简直是他们的天堂。
其实冒险家这个词，在旧时上海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就是这些卖鸦片和人口的垃圾洋人和华人恶棍，比如沙逊、黄金荣、杜月笙这种，他们依靠洋人、资本、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干一些歪门邪道的勾当，犯下大错后，华界的跑租界，租界的跑华界，行政力量难以管辖，只能放任这些人在灰色地带捞钱。
就算没有赚大钱的，来上海的西方人待遇也很高，据路透社记者沃德回忆，1920年他从伦敦来到法租界工作，发现自己的工资翻了一倍，而消费则少了一半，又有不少年轻女子投怀送抱，在上海过得好不快活。
还有部分洋人和华人，将西方的电影、游乐园、旅店、咖啡店、服装店、夜总会、赛马、网球等带到上海，靠降维打击，也赚到了一波红利，这些人赚到的都是小钱，他们没做成大冒险家，但做成了小冒险家。
去年有部蛮有腔调的电影叫《爱情神话》，里面有大量的上海人生活细节，包括爱喝咖啡、对洋人的品牌了如指掌远超其他城市的中国人、跟洋人谈恋爱生孩子、对欧洲无限神往、注重着装、爱西方文艺作品等等，早期这些认知积累，全是西方的大冒险家们跟小冒险家们带到上海来的，是这些人用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教导本土上海人过西方的生活。
那时候说不上有多少正宗的本土上海人，说起来，上海人大多都是移民。
好了，我们终于聊到重点了。
上海开埠前，全市大约60万人，还远没有苏州、杭州、南京三市重要，有点像今天昆山在上海面前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时，上海本地居民只占15%，其它85%来自全国19个省份，来源特别复杂，但有两个地区最多，其中苏北移民最多，占45%，宁波其次，占20%。
是的，我日常跟上海人沟通时，发现他们最看不起的是苏北人，叫他们“刚波宁”，而苏北人，却是今天上海人口的最主要来源。
当一个人终于脱离自己的原生阶层时，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唾弃自己的原生阶层。
因为人口来源复杂，上海话也连带着复杂。
华人之间也是分阶级的，宁波人搞钱庄和重工、苏州人搞政治和文教、广东人搞工商，苏北人最穷最惨，他们只能卖苦力、住棚户，一直活在上海鄙视链的最底层。
苏北人的惨，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患加战乱。因为苏北人穷，连带着语言也弱势，上海话在形成过程中，会吸收苏州话，比如“勿来三”、“小把戏”，也会吸收杭州话，比如“莫牢牢”，更会吸收宁波话和英语，比如“阿拉”、“赤佬”（cheat），但他们就是不吸收苏北话。
上海人还在生活中发明了一些原创词汇，比如“印度阿三”、“红头阿三”，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印度人来上海的都是锡克教徒，用红布包头，说话喜欢用“I SAY”开头，听起来像“阿三”，而“三”刚好在上海话里有贬义，比如小瘪三、十三点，上海人叫人喜欢在前面加个阿字，受印度人欺负的上海人，就叫他们“红头阿三”。
现在有许多上海博主，常常跟大家讲段子，说上海各地区方言的区别，其实是因为上海话在形成过程中，市区地带人口交流密集，汇集各路方言形成了一种新语言，而嘉定、松江、崇明、金山、浦东等以前沟通没那么激烈，用词相对稳定，所以直到1980年代，上海城乡还出现较严重的沟通困难。
当然，苏北方言在汇集过程中，是被无视的。
上海在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本地华人和新移民，都不是上海真正的主人。
旧上海的最高层，属于总会里的洋人，总会，是租界里最高端的社交俱乐部，当时有英国总会、德国总会、法国总会等，其中英国总会也叫上海总会，总部就在外滩2号，花了45万两白银建成，这栋楼现在还在。
这些总会为了保障他们的“上流”属性，不允许普通人踏入，只有经过管理委员会许可，才可以有权进入。
洋人，即是旧上海的贵族和统治阶层。
来自欧洲列强的年轻人，在上海工作几年，就有机会分到上海的顶级权力，知道政商圈的重要信息，他们会坐在总会的长吧台后面，一边愉悦地喝着酒，一边对下属安排工作。
英国总会就有这种30多米的长吧台，大家现在还可以去现场看看，号称世界最长，通常年纪大的坐左侧，年轻人坐在中间和右侧。
闲暇时分，白天洋人们在公园里玩赛马、网球、赛艇、足球、高尔夫，那时候大多数公园是不对华人开放的，洋人们几乎每天都泡在公园里，公园日游客能达到1.5万人。
而到了晚上，洋人们去看歌剧、混夜总会、听交响乐，或者去旧金山著名老鸨母雷西.盖尔开的LINE，那是一家高级妓院，全是外国女人提供服务，“她们跳着大腿舞，将香槟抱在半裸露的酥胸前。”（美国记者珀西.芬奇语）
总之，上海形成之初，是一个让洋人爽得不要不要的城市，而华人，则一直是在模仿洋人的富贵生活、并从洋人的经济链里获取好处。
也不是所有的洋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大量逃亡到上海的白俄人、避难的犹太人、过来开工厂开店的日本人，在上海过得就没有英法德美那么好。
不过上海的二等人还轮不到华人，而是让上海人咬牙切齿的红头阿三。
英国人从印度，带来了他们忠实的奴仆锡克人，约三四千人，专门负责租界的治安工作，还给了他们较高的月薪，华人巡捕月薪10元，印度巡捕15元，而且福利待遇也远高于华人，同等工龄的情况下，月收入是华人的两三倍。
印度阿三们被英国人反复PUA，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在主子的调教下已经彻底驯服，他们通常把主子那受到的怨气发泄到华人身上，常常在大街上戏耍黄包车夫，胡乱殴打小贩、报童、苦力，华人见到印度巡捕，跟见到瘟神一样绕着走，私下里都十分痛恨印度人，才给他们取了阿三的外号。
而阿三们对待欧洲人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如果有欧洲人在上海街头喝醉了，印度人会小心翼翼地上去扶住他，柔声问他住处门牌，再叫来黄包车送他回家，并牢牢记住黄包车号码，第二天还会核实黄包车是否将人送到家。
印度人一直对白人一副嘴脸，对其他民族，又是另一副嘴脸，十分适合做白人的管家。
印度人之下，才轮得着上海滩的华人。
对于洋人而言，华人替他们服务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买办，另一种是经理人。
买办这个阶层，最早也是在印度诞生，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受洋人雇佣，但服从洋人安排，帮洋人打点事务，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群体。
来到上海后，洋人复制了印度的买办模式，上海出现了四大洋买办，分别是徐润、郑观应、唐延枢、席正甫，专门依赖洋人的经济链过活。
其实我认为，黄金荣、沈杏山、杜月笙这些人也是买办，不过属于黑道买办，他们发家的起点，就是依仗租界洋人的权势，以洋人走狗的身份从黑道捞好处贩鸦片。
部分人说起杜月笙，总是赞美他如何有手段、有义气、有能力，但少有人提他的经济来源，其实就是贩鸦片赚来的，没有法国人点头，他也不可能在法租界交税卖鸦片。
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香港1960年代的四大探长，吕乐、蓝刚、颜雄、韩森四人纵容香港警界腐败，如果只是把账算在他们头上，看事物就看得太肤浅，四大探长是英国人的白道买办，背后最终受益的还是英国头子。
我们看事情不要只看台前的马仔，不要只看到黄金荣、杜月笙、颜雄、吕乐这些人，而是要看到台后的法国人、英国人，是他们在真正操控局势，他们才是问题的根本。
洋人除了带来买办，第一波职业经理人也十分重要。
我自己从2009年到2015年期间，做过六年的职业经理人，对这个行业十分熟悉，有一次在跟朋友会谈时，他说上海人“十分专业、有素养，半夜出来吃宵夜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而且做事情一是一、二是二，你给他五千的工作，他绝不干八千的活。”
我猛地一拍桌子，说这不就是职业经理人才有的特点吗？老子就是干这个的啊。
大家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一家公司里头，老板通常比较温和，会笑眯眯地跟每个同事打招呼，穿得也很随意，不怎么在乎形象，但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高级职业经理人，通常十分注重着装，在公司也极严肃，但老板一让他干超出职责范围的活，他就想跟老板谈工资。
我曾经在深圳跟几位公司的总经理聊过天，这些人一说话就喜欢施加强大的压力，无形中给你巨大的压迫感，对话时很不舒服，那时候我还不会分析事物，但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想想，这是只有在高级职业经理人身上才看到的现象，他习惯施加压力、习惯以严肃的形象衬托专业度，其实是他实力不够，无法真正掌控全公司，便通过添加其它要素，来巩固自己在公司的影响力。
前面的提到的郑观应，原就是洋人下面的一名职业经理人，他投奔上海叔父家，在新德洋行从打杂做起，后经人介绍入职英国人的宝顺洋行，帮公司拓展江西、福州市场，并在这里学会了英文和现代管理制度，宝顺停业后，他又去太古洋行做总经理，1882年再跳槽到轮船招商局工作，在国企里继续做职业经理人。
郑观应是典型的替洋人打工，才逐渐成长的职业经理人，这种人才只有在上海，才有丰富的生存土壤，因为英法德美等国的主要投资在上海，每个国家有几百家公司在上海营业，需要培养郑观应这一类的人才，从而使上海从开埠之后，就充满了“国际职业经理人”的味道。
不过也不能说上海是纯粹的只有买办和国际职业经理人，上海打小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像江南制造局、茂新面粉厂、申新纱厂、发昌机器厂，都是从上海起步，这些民族工业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
哪怕到了2023年，上海在大量迁出工业到周边城市，主打金融高科技后，其工业产值还是全国第二名，周边的南通、昆山、嘉兴等，都不断从上海的产业转移中吸食营养，从上海的发展中受益。
上海对周边城市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上海强则苏州强，苏州强则江苏强，江苏强则南京强，南京强则安徽强，安徽强则合肥强，合肥强则合肥强...
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有一天我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历程时，突然发现上海人的很多特性，跟职业经理人的处事方法特别像。
于是我找来上海大量资料阅读，从源头找上海人的经济链，从而理解了上海人的种种特性。
江湖上流传的，关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爱喝咖啡、热爱欧洲艺术、熟知欧美小众品牌、厚待洋人、流利外语、注重着装、洋里洋气等等等等，都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从清末开始，洋人带着天量资本、技术、生活方式来到上海后，深深影响上海的结果，使上海生成了小批买办阶层、大批国际职业经理人阶层，以及由下衍生的市民社会。
因为经济链的上游来自发达国家的注入，所以上海人对他们更亲切。
另外，我们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有一小部分上海人，他哪怕做清洁工，只要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能对外地人赤裸裸地表达蔑视之情。
那是因为方言从来不是代表文化，而是代表着阶级。
人家多少代人，从1843年开始，才在上海站住脚根，立足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他们需要用语言来区分阶级，树立自我保护机制。
几代人辛苦积累，才说得出这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享受全球优质文化的包裹，岂是你们这些才没几天发达的外地暴发户能懂的？
最后，我们来重读下面这一段话：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当地的地理经济所驯化、所塑造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本地人，是当地地理与经济的共同产物，当地人因共同依赖统一的经济链，因此形成了相近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习惯不断流传凝固，便成为当地文化。
愿你能理解这段话，就不仅仅能理解上海人，也能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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