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港（英语：Victoria Harbour）简称维港，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海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
由于港阔水深，中国香港亦因而有“东方之珠”、及“世界三大夜景”之美誉。维多利亚港的名字，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一年四季皆可自由进出。早年已被英国人看中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后来从清政府手上强占香港，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维多利亚港一直影响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主导中国香港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是中国香港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关键之一。
同时这里可做航母停靠地点。
纪录片《龙虎武师》也是我们在停更期间错过的一部片子，讲的是60年来香港武打片里的武师这个行当，访谈对象包括洪金宝、唐季礼、甄子丹、袁和平、钱嘉乐等等从事过武师的香港电影人。我说“错过”，是因为片子的口碑虽然好，但是看的人真不多，按专业网站统计，总票房不过几百万，你要是去影院看过的话，那属于是为数不多的铁杆港片影迷了。
按说，纪录片的票房不佳也属于意料之中，但是只有几百万还是低得有点儿超出我的预期。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是我们生活里最重要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那时候，我们那儿形容一件事情时髦，用的词不是“洋气”，而是“港”，比如说某个人“穿衣服真港”，当年的世界流行潮流就是先取道香港，再进入大陆腹地的，所以还常常有一个时差：比如内地录像厅时代的热门影片是要比反应灵敏的香港院线晚上好几年的。
迅速的时代变迁，可能也是《龙虎武师》票房不高的原因之一。如今，片子里的很多背景，过去属于尽人皆知的八卦，现在都需要向年轻的观众科普了：比如，明星曾志伟就是从当武师和特技替身入行的，先后跟随过刘家良的“刘家班”和洪金宝的“洪家班”。电影里对刘家良的功夫推崇备至，刘家良是第一位从武行转型的电影导演，他又出身武林名门，是黄飞鸿的第三代传人，行业地位极高，可能就不太方便展开一些幕后故事了：刘家良和同行是有不少恩怨的，他批评过成龙的动作风格是野路子，是死缠烂打，那种在片尾把拍动作戏受伤的镜头当花絮不合行规，等于公开说自己的本事不到家；他还说过袁和平指导的《黑客帝国》动作戏是在靠特技撑场子，没有什么进步。
再比如，观众能感觉到洪金宝在行业里举足轻重的位置，那时候有一句话是“成龙是大哥，但是洪金宝在场，成龙就是二哥”，这可能就是今天的观众不太知道的了。洪金宝曾经是香港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占到了公司四分之一的股份，另立门户会引起行业地震，甚至几大公司鼎立的局面都要跟着变一变。
我当年看这些消息，正是通过本片的导演魏君子的博客和书，十几年前，魏君子被称为是最懂香港电影的大陆影评人，《龙虎武师》上映后，有人说：“他还是最爱香港电影的那个人。”拍得既内行又动人。
就算你不熟悉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动作片，也会被那些武师们的拼命所打动，或者说是被他们震惊。我小时候看港片，也不明白那些特技镜头是怎么拍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特效，而且有的话也做不出这种质感。谜底很简单，就是冒险来真的。像洪家班的一场戏里，七八个人要在爆炸以后，一起从七楼跳下来，每个武师间隔不到半米，楼下只有几层纸箱子和榻榻米作为简陋的保护，其中，钱嘉乐的位置最危险，他和地面中间有障碍物遮挡视线，看不到下面的情况。最危险的还不在从高空跳下来，而是落地过程中可能人砸人，果然现场就出了这样的事故。洪金宝喊的不是“卡”而是“救人”，这也成了个行业惯例：机器一停，武师直接送医院。明知要出事，也还是要拍，从武行和替身出道的演员熊欣欣说：“特技人从来不说不行。”
你看这哪里是拍戏，就是一群疯子在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命，而且要一玩就是十几二十年，武师这个行业只能做到35岁，说到这儿，咱们就得问一个为什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命？
电影里的回答挺热血的，说出来了一部分的原因：像甄子丹和曾志伟说：“为了表现自己是最牛的，会做很多傻事，会拼搏、玩命到有点儿不讲道理”，“这也是一种骄傲，虽然是武行，有机会能告诉别人这个电影里的镜头就是我。”还有来自电影行业的观察，钱嘉乐和唐季礼说：“我们香港动作片当年连好莱坞都能征服，你在特效上斗不过他们，没有科技支撑，就只能用肢体语言这种低科技的东西去竞争。”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后总结出来的，还不够“底层”。
“龙虎武师”这个词是南方戏班的说法，包括洪金宝、成龙、元彪在内的“七小福”，就是出自香港的中国戏剧学院，因为时代变迁，他们很自然地从京剧科班的武生学员转入到电影里做武行。他们入行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因为赚钱多，在普通人一个月赚一两百块钱的时代，武师们一个月可以赚两三千，能买一台汽车。他们都是后来才开始不得不一再地拼命，在自虐里确认了自身价值。
到底是什么环境引发他们必须拼命？我来给你提供两个参考视角。
第一个是当年的香港电影业乃至整个香港商业的“野蛮生长”。香港从开埠时代起就是全世界资本运作的实验场，充满了最进取的企业家，或者说是最赤裸的市场力量。电影业当然也不例外。
读电影专业的人会用到一本叫《电影艺术绪论》的教科书，作者是美国学者波德维尔，他也是一个港片迷，认为香港是世界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奇迹：香港制作的影片数量几乎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输出的电影仅次于好莱坞。而且香港电影市场非常神奇，作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城市，香港人进影院的次数居于全世界的首位，是美国人的两倍。和全世界其他市场不一样，他们看的大多是本土港产片，好莱坞影片在这里的票房占不到三成。
因为香港市场有一套非常灵敏、大量供应的运作方式。
香港电影业一直采用稳固的“垂直综合”模式，就是电影公司包办从制作、发行到上映的全流程，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三大华语片院线各自拥有25家电影院，有自己遍布全城的覆盖范围，每家每年要制作上映三四十部电影，所以电影的上映周期很短，反响一般的只上映一周，最多是一个月，只有1986年的《英雄本色》创过公映两个月的记录。所以香港电影的逻辑是高产、平稳地赚快钱，而不是下重注赚大钱，每部电影都必须拍得快，成本低，见好就收，这样才能维持公司的运转节奏。在1997年，一部香港电影的平均预算不到500万港元，上千万的就是大制作了，其中明星的片酬占三分之一，其他人员的报酬，包括武师团队占四分之一。
武师们必须拼命的理由是：他们的收入是来自于这种高密度的生产节奏，也就是必须要保证“能开工”，而反应迅速的市场，决定了“开工”的标准被越抬越高。《龙虎武师》里提到香港的“午夜场”，也就是11点半的晚场，这是香港人的夜生活方式，很多加班加点的职场人士只有这个时段能够走进影院。午夜场是电影人的试炼场，导演和主创必须到午夜场的首映上去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们也知道，满意了他们会群起鼓掌喝彩，不高兴了就直接站起来喊：“谁是导演？给我站出来。”
这成了香港电影业的一种传统仪式，如果午夜场反响不好，导演会立刻重新剪辑，或者补拍镜头。武师们也一样，看到其他的班子做出观众喝彩的特效，自己就得马上想出更刺激的场面：香港有四大武师班底，你今天拍了从七楼跳进海里，我明天就得拍从八楼跳进火海，否则以后就没有工开。于是要求越来越高，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剧组来说：拍摄周期短，预算有限，想拍大场面又不能封路，那么让武师拼命就是最简单的。武师们则说：“有五成把握的，就一定得做，有三成把握的就试着去做。”
谁更敢玩命，市场就买谁的账，用成龙的话是“为了观众去搏命”。这种即时性的灵敏反应正是香港市场的特点，香港导演黄志强说这种反应“就像速溶咖啡和方便面，是典型的香港事物”。一般来说，这会被影评人批评为“一味地迎合低级格调”，这话有道理，但是为电影学院写教科书的波德维尔提醒读者：别以为炮制刺激过瘾的片子是容易的，让那些喜欢大谈艺术性的知识分子自己上手拍，连一场流畅的动作戏都拍不下来。
香港电影的动作戏独步全球的专门手艺，是靠武师们常年、高密度的拼命才积累下来的。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需求的视角了，那就是香港电影的市民文化底色。
香港电影可真是全心全意地为世俗服务，各个年代流行过的不那么上台面的热门类型，像什么赌片、僵尸片、无厘头，乃至恐怖片、三级片，都是直接服务大众口味。手法上几乎是不讲含蓄，哪怕是情理不通也不要紧，只要能即时反应强烈，就可以尽量夸张，只要能产生利润，那就什么都可以拍，历史上出过很多全球小众影迷们津津乐道的“邪典”。
“过火”和“癫狂”是很多影评人给香港电影的贬义标签，武师的冒险也是其中之一，世俗大众就是爱看热闹，看人玩儿命，那就只好去表演玩儿命。而积极的一面是：这孕育了全世界最有想象力和生命力的电影市场。生命力的体现包括：香港的每条街道几乎都被拍进过电影，香港人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细节，各个时代的现象，都在电影里有过呈现。很多好莱坞的经典电影，是通过戏仿、挪用，先改编成粤语影片，进入香港的日常生活场景才被大众接受的。你当然知道，反向输出也有，《无间道》被好莱坞改编成了《无间行者》，拿过奥斯卡奖。我的感觉是还真不如曾志伟出演的港版，因为少了香港特有的烟火气，而香港电影里来自世俗力量的想象力，是在实干里完成的。
在纪录片里，武师骄傲地宣称“从六十到八十年代，香港的动作片就是最好的创意”，他们是靠必须博出名堂的劲头，把港产动作片做到了世界瞩目，那20年里，他们呈现出了一种务实的乐观精神，这也是属于香港的城市精神。
前一阵我在上海遇到熊浩老师，他跟我讲了一个洞察。他在香港待了很多年。他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不仅是内地的要求，对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如果一位香港年轻人，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那么他一生的发展天地就非常广阔，职业选择也非常丰富多元，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但是，如果他被忽悠了，只认同自己是一个香港人，那么香港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个城市的任何波动，都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底盘不稳。你看，这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什么叫做大国红利，历史长、国土面积大、社会样式丰富，这不仅意味着现实选择余地大，而且也意味着能受到更多的精神支撑。同样是西方社会，欧洲的发展前景不如美国，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啊。
最近看到经济学家夏春讲的一件事。话说，1995年的时候，美国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个封面报道，是说香港的，说“香港未来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玩完”。但是，十几年后，2007年，《财富》杂志又发表文章承认：“我们错了。对于香港之死的报道实在是太夸张了。”这十几年间，香港那些大金融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果然都从外国人换成了中国人。秦朔老师引用这段话的意思是，别人说就由他说吧，咱们别老跟着他们一惊一乍。
我自己的感慨是，无论是媒体，还是个人，总希望用一种更戏剧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胜利、死亡、崩塌，等等，这种故事总是很刺激。但是真实世界的演化和运行，往往平淡得多。它的演变逻辑也隐秘得多。急于看到故事的人，往往反而看不到真实的故事啊。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说上世纪60年代的大逃港，香港人真是好啊，全民动员，救助逃过去的吃不饱饭的大陆人。可见香港人的精神境界有多高。有一次，我问一位老香港人，说这事是真的吗？他犹豫了一下说，真的。但是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崇高。怎么回事呢？你想，香港原来就是个小渔村嘛，上面的所有人都是陆陆续续移民过去的。60年代大逃港，救助他们的香港人，主体就是那些刚移民过去不久的大陆人啊。他们并不是用香港人的身份在救助大陆人，而是在用老乡的身份在救老乡。他说我，就像你罗胖，是安徽人，现在有北京户口，安徽老家遭了灾，你寄点钱回去，这当然很崇高，但是这不能解释成北京人救助安徽人。这只是中国人文化传统里的老乡帮老乡啊。所以，不能解释得那么崇高啦。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大逃港”事件，也就是广东的人跑到香港去讨生活。
按照当时的香港法律，这当然就是非法移民，所以香港当局就要抓捕、遣返他们。但是，这个时候香港市民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先后有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去保护这些逃港者。很多逃港者，在市民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据说有一次，没有来得及逃出的人被警察抓到汽车上，用了几百辆汽车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第二天，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几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有人大吼一声：“快跳车啊！”这一次，有上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这些情景，真是让人感动。香港这个自由港，当年的确是在张开双臂热情迎接外来者，这种开放性让人赞叹不已。
再看看现在，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香港人，对内地人好像不是那么开放和友好，更谈不上热情。甚至对去香港购物的内地人都不热情，多买几袋奶粉都成了违法之事。两相对比，你难免会觉得，现在香港人的开放精神真是退步了。
有一次，我问一位老香港人，说这事是真的吗？他犹豫了一下，说：“真的。但是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崇高。”
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得说说“香港人”这个概念。那个时候，香港是个移民城市，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刚刚从内地移民过去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上海人、浙江人等等。
这其实很好理解。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中，很多外地人已经居住多年，并且在这里安家立业，打算一直住下去。但如果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多半会答以自己的家乡，什么河北、湖南，而不会说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
所以，当时伸出热情援手、甚至勇敢保护逃港者的，虽然在法律上是香港市民，有香港合法居住身份，但他们其实也是移民。甚至，他们就是被救逃港者的亲戚、朋友、同村、同乡，只不过他们早去一步而已。中国人嘛，到了陌生地方，大家都是要先“找老乡”的。
也就是说，这些“香港人”对逃港者的热情帮助，虽然令人赞叹，但不必过度煽情解读。今天，外地人到北京上海，先找老乡聚聚，没人会说那是北京人热情接纳外地人。那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普通人情世故。
香港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大部分也是这么无意之中产生和保持的，跟道德没啥关系。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香港人显得相对冷漠了呢？
这不是什么道德退步。现在的香港人基本上都出生在香港，他们的本土认同，不再是远在内地的祖籍，他们觉得自己就是香港人。这个认同一发生，在特定的情况下，难免就有排外情绪。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是想说明，社会事务和个人事务不同。
在个人事务上，动机很重要，好的动机代表着善意。而在社会事务上，仅有善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规律很复杂，善意和好的结果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社会事务上，人们做的很多好事，往往并不见得出于善意。
还是拿香港来说事。我们都知道，香港的发达和繁荣，高度依赖于自由贸易。但是英国人在香港推行自由贸易——对所有人开放、零关税，却有着很实际的考虑，动机并非那么高尚。或者说，这并不是英国人提前设想好的，对香港有利的一套发展策略。
你想，如果当时香港不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只对英国人开放，会出问题。在那个列强纷争的十九世纪，说不定什么时候，某个强国就会因为不能进入香港做生意赚钱而发动战争，武力夺取香港，英国不划算。
零关税，则是因为东南亚海域有大批海盗，香港岛登陆地点众多，不可能一一设防。如果政府试图收取关税，结果只是给海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生意。既然如此，何必自找没趣。不收税，也就没必要走私了，大家都做合法的进出口贸易好了。
事实上，作为殖民者，英国人对香港和香港人的态度，基本上可称为冷淡，或许还有一些轻视。
当年廉政公署在香港打击腐败官员时，一个英籍警界高官被查实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虽然他已经卸任回国，但香港警方还是高调地将该人抓回，投入监狱，服刑四年。
其实，这个行动演戏味道很浓。那个英国人虽然被抓，但连贪污的赃款都未被追回，刑满释放之后就愉快地去西班牙享受退休富家翁的生活去了。在英国人眼中，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还是很清楚的。配合形势演演戏可以，真要为了外人牺牲自己人，还是算了吧。
正是由于这种对香港人的冷漠和轻视，英国人并没有把很多自己眼里的好政策在香港实施。二战以后，英国在本土大力推行福利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是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好政策。但这个好政策，他们并没有在香港推行。根本不可能指望英国人像在本土那样，掏钱出来在香港搞社会福利。
有意思的是，英国人没在香港搞福利制度，实在是香港的大运气。否则，香港势必也像战后的英国那样患上“英国病”——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全面的停滞。香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繁荣和富裕了。英国人的冷漠和轻视，无意中让香港成为战后世界，少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地方，并因此快速发展，人均收入甚至曾经超过英国本土。
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在社会事务上，人们出于善意做的事情，得出的结果未必就是好事。
最近，著名媒体人王志安在追踪一个事件。前一阵，新闻媒体爆出一个消息，说一些十几岁的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孤儿，被一个格斗俱乐部收养，每天进行格斗培训。
这一下子舆论就炸了，很多善良的人都觉得，这不是“非法收养”吗？这不是“利用孤儿谋利”吗？这不是“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吗？
于是舆论群起而攻之。结果大凉山当地政府压力就很大，要把孩子领回去，据说要安排他们重返学校。你看初衷很好，很善良吧？
但是只要深想几层，就知道这事没有这么简单。
在那么贫困的大凉山地区，回到那里，这些孤儿真的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吗？他们的生活来源怎么办？格斗赛事，其实是一种非常正规的赛事。孩子在这个行业里成长，真的就比进什么国家办的少年体校更残忍吗？为什么那些孩子自己反而不愿意回去？最后，回到大凉山，真的是这些孩子最好的出路吗？
你看，一个善意的初衷，在社会事务中一旦如你所愿变成现实，结果未必那么良好。
社会事务和个人事务，最大的区别，就是因果关系极其复杂。所以，用动机分析，用善良与否来判断社会事务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2001年5月，梁锦松辞去了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的职务，接受当时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直到2003年7月辞职。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前，梁锦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谈到自己的这段政治生涯，说在商界和做公务员很不一样，“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不一样，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
梁锦松离开香港政府十几年，这期间从来没有评论过香港政府的公务。因为在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他发现，“当家才知柴米贵”，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很多人。“批评是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他最近两三年和几个朋友组成一个小组，对香港教育提出一些建议，也是希望能够引起社会讨论。
但是梁锦松对香港未来也有担忧。他说，因为每年都会带着孩子到各地旅游，他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因此，他希望香港政府能摆脱“少做少错，不做没错”的心态，“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也希望香港年轻人能好好地去思考，未来20年自己的定位。
直到今天，还是经常遇到有人问我，干风险投资的人是不是傻？那么多真金白银，给那些不靠谱的创业者，一旦玩砸了就血本无归，而且玩砸了还是大概率事件，只能靠其中极少数的幸运儿公司挣钱。这帮所谓的风险投资家，不就是赌场里的赌徒吗？
这个理解很糟糕。
赌场是零和博弈，从概率上看，所谓十赌九输，是不可能有赢家的。而风险投资，则是在对产业发展的趋势做判断。虽然也有赌的成分，但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变现，是用自己对趋势的判断挣钱。
对趋势做判断，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最近我看到了天使投资人汪涛先生的一篇文章，说的是香港为什么屡次错过科技发展的机遇。侧面也印证了，判断趋势这个事有多困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涛先生在南京邮电大学上学，他就知道一个数字，香港一个城市的电话用户数是360万，整个内地才320万。以一城当一国啊。
1997年香港回归，这也就是20年前的事。那个时候的香港，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又是什么地位呢？
香港当时的经济规模是1.21万亿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个极其恐怖的数字。是当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苏州、杭州、无锡9个城市GDP的总和。
二十多年过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币2.1万亿，北京和上海已经超过它了，2017年深圳也肯定超过它了。而GDP超过万亿人民币、与香港算同一数量级的内地城市，总数已经达到12个。如果仅仅拿GDP说事，将来的香港可能连一线城市的地位都保不住。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内地发展太快了。但是，香港没有能抓住这一轮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一个事实。
你可能会说，这不能怪香港人。香港经济靠的是金融商贸，本来就没有什么科技基因。科技机会抓不住，很正常。
不能这么看。香港没有科技基因，那内地的深圳就有吗？深圳的科技业发展得很好啊。更重要的是，香港不用自己发展科技业，它只要搭上内地，甚至是只要搭上深圳科技发展这班船，香港的境遇就会远远好过今天。
别的不说，我们就说深圳的几家科技明星企业。
华为，最初是做电话交换机的，代理的就是一家香港公司的产品。华为赚到钱之后，就大量投入研发自己的产品技术，而当初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现在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还有，中兴通讯。最早，中兴其实是和两家香港资本合资的企业。最初开发的是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利润非常不错。但这一赚钱反而坏事了，两家港资和大陆这边的人就起冲突了。
港资力主把利润尽快分掉，而中兴这边的侯为贵等人，都强烈支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最终双方彻底闹翻，侯为贵带领全体员工离职，重新成立了现在的中兴通讯。
华为、中兴，现在都是中国通讯业的国际巨头了。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它们在发展初期都有港资背景，那些香港资本原本都有机会搭上它们的船。但是，并没有。
你说这些小香港资本没什么眼光，那李嘉诚总不至于没有眼光吧？
话说，1999年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通过电讯盈科入股了腾讯，多少钱呢？220万美元买了腾讯20%的股票。
不到两年后，李泽楷就把这批腾讯股票卖给了一家南非的资本公司，价格是1260万美元。大赚一笔，不到两年五六倍，很不错。
但是，如果他们不退出，现在这些股票市值会是几千亿人民币，比整个电讯盈科现在的市值还要高很多。
要知道，当时的电讯盈科手里的现金其实非常充足，有10亿美元之多，并不缺钱。那李泽楷为什么那么早就抛掉一支这么好的股票呢？
其实，李嘉诚家族已经算是香港商界里面，努力尝试新兴科技最多的企业之一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已经是香港商界的极限了。但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是他的战略机会。
最早，香港资本到内地，很多是在做初级加工业，从香港拿定单，交到内地的这些工厂生产。深圳大学1983年刚刚建立时，还是一所三流甚至四流大学，而当时香港就有好几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高等院校。
所以，香港并不是没有实力，更不是没有条件，历史机会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内地产业不断升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企业。如果当年香港真的有心，形成“香港研发、深圳东莞生产；香港总部、全球市场”的模式，近乎是完美的历史必然。
退而求此次，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那家香港公司，靠华为赚到了一点钱，在利润中拿出一点来投资华为，今天是一幅什么光景？
如果当年中兴的两家香港投资方不离开中兴，就算他们坐着不动，什么事都不干，今天的香港都有资格在全球通信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中兴则很可能也会在香港拥有一个规模宠大的研发中心。
但很遗憾，这个局面没有成为现实，几乎一个个案也没有。
原因何在？很简单，就是没有看到趋势。
香港资本从骨子里就认为，华人公司顶多只能做些加工业、赚点辛苦钱，在技术上绝对不可能超越欧美公司，甚至跟随紧一点都不可能。想都别想，更别提去做了。这就是当年香港资本在一开始就和华为、中兴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今天介绍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汪涛先生，原来是在中兴公司工作，现在自己做天使投资，经常往来于深圳和香港。他就说，两地年轻人的创业方向完全不同。
内地创业者做的项目本身是什么呢？是机器人、基因测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新材料等等。基本上与硅谷、以色列创业者考虑的是相同层次的问题。
而香港的创业项目呢？比如改进快餐饭盒，做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饮连锁，等等。不是说这类项目不能做，但如果香港最具创新力的一批年轻人，在考虑只是这些事，长期来看，香港和深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就几乎是必然了。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不是说香港人眼光短浅。而是想说，看到趋势，和真实地把握住趋势是两回事。
看到趋势，只需要具备一些常识。但是把握趋势，则需要克服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和路径。
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风险投资的话题。我曾经问过一位很有名的风险投资家，我说：过去的烧钱时代，很多创业者有梦想，需要融资来实现，所以你们能赚到钱。但是现在，很多企业起步就是挣钱的，不太需要资本，你们风险投资行业将来还有得做吗？
他笑了笑，回答我说：不是每一个身在趋势里的人都真的相信这个趋势，即使是创造了这个趋势的创业者，有的时候，他们也不真的相信自己的公司会那么值钱。所谓投资，就是去购买被低估的股份嘛。只要我比创业者更相信趋势，投资人就永远有钱可赚啊。
说它很热，是不关心资本和金融领域的人也能感受到的，因为它突然变得很热闹，海底捞上市，小米和美团上市，阿里巴巴、京东、网易都从美国回来二次上市，农夫山泉上市，蚂蚁集团马上也要同时在A股和港股IPO。一夜之间，港股市场变得潮牌林立。
要解释它冷，就需要一点点专业门槛了。我们看恒生指数或者恒生国际指数，就是香港市场类似上证指数的一个指标，是用来反应整体资本市场价值的。恒生指数十年来都没什么上涨的趋势，基本在一个区间里反复波动，市场成交量也不大。哪怕前面说的这些明星公司都来了，这个指数也不涨。
然后到了去年，香港不但又冷又热，还又多了一丝秩序上的不确定。去年我们都知道香港经历了什么，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很长时间里，我身边不少朋友都在叹息说，多好的免税购物天堂啊，多好的国际金融中心啊，长期来看，是不是要被边缘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跑去问了我的一位非常有洞察的师兄，中金公司的首席策略师王汉锋。他观察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已经有20年了，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王汉锋说，香港正在发生一系列关键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香港、对内地和对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而且这些变化决定了，在中长期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但不会被削弱，而且会进一步加强。
他指的一系列变化又是什么呢？我想结合我的学习感悟，跟你分享一下。
修改上市规则
这个变化的第一环，要从2018年说起。
2018年开始，香港交易所修改了公司们的上市规则：一方面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另一方面允许还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再一个方面允许已经在境外上市的大中华公司，选择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这几条规则的改变，是港交所经历了4年反思，做出的决定。因为早在2013年的时候，香港资本市场因为固守僵化的规则不肯改变，失去了让阿里巴巴在港股IPO的机会。
2013年初，阿里巴巴筹备上市的时候，一开始计划的目的地就是香港。但阿里巴巴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希望香港监管机构允许自己用同股不同权的合伙人制度来上市交易。
我多解释一句什么叫同股不同权，就是一家公司你有一半股份，马云也有一半股份，但你的一半股份虽然能享受一半分红，但可能只有10%的投票权，而马云的50%股份既能享受一半分红，还拥有90%的投票权。这不是准确的数字，是个比方。设计这类结构，是为了保障公司创始人在创业过程中，不会因为融资而逐渐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这样的设计在互联网公司里挺普遍的，Facebook、Google、京东也都有类似的股权结构。
这样的设计当时在美国市场是支持的，但香港市场没有过先例。阿里巴巴花了很多心血跟香港证监会解释沟通自己的股权设计初衷，但都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最后，阿里巴巴只好舍弃香港，改道去了美国。
这事在当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香港不仅错过了阿里巴巴，还会错过其它类似结构的公司，甚至错过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阿里离场后三四年，港交所在全球的IPO募资规模排名就从第一掉到了第四。
这让香港市场启动了反思，终于，在2018年4月，香港正式修改了上市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三条。
修改这几条规则的时候，距离阿里放弃香港市场已经过去4年。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对此很唏嘘，他说：“在这四年中，新科技和新经济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虽然我们错过了一两个大的IPO，但是大家开始认真地思考香港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巩固自己独特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了。”
不过规则改是改了，能够以「同股不同权」这种身份上市的公司也还是带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条件是，市值不低于400亿港元，或者市值不低于100亿港元，但年利润大于10亿港元。但不管怎样，这个口子算是打开了。这是王汉锋说的香港资本市场变化的第一环，就是修改上市规则，让香港市场能够包容新科技、新经济公司的募资和公开交易需求。
上市公司生态转变
规则一改，又带来了第二个变化：改变了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生态。
2018年，海底捞、小米、美团、药明康德都来了；整个2018年全年，港交所一共上市了209家公司，重新夺回了IPO募资额全球榜首的位置。紧接着2019年，阿里巴巴、百济神州回香港二次上市。2020年，网易、京东也从美股回归了港股。
为什么这些公司要放弃美国市场，或者哪怕已经在美国上市，还要回香港上市呢？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投资人并不了解中国市场，也无法真正理解一家中国创新公司的价值。像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百济神州，研发肿瘤药物的，它2016年就在美国上市了，但美国投资者只给了它7.2亿美元的估值。到了2018年它又在香港也上市，香港投资者更容易理解它在中国市场的角色和价值，到今天，它在香港的市值已经到2000亿港元了，相当于300亿美元。
你要是年轻可能对一件事没感觉。在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对港股有概念的时候，觉得那里老气横秋的，明星公司都是汇丰控股、李嘉诚的和记黄埔这些，跟港剧里的名门望族很像，老爷子说了算。当时的香港人，还把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电信叫做「祖国电信」。
但是从2018年开始明显不一样了。新规则是专门用来体贴新科技、新消费和新医药公司的，港股市场也就很快聚齐了中国新经济领域的龙头们，科技龙头、医药龙头、消费龙头都来了。整个市场感觉瞬间年轻了30岁。到了2020年，新经济板块在香港中资股中占比已经接近60%了，比A股还高，A股是50%。
今年8月份港交所总裁李小加还跟媒体说，字节跳动来香港上市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了，李小加也是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是港交所历史上第一位内地背景的总裁，而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去港交所任职之前，是摩根大通的中国区CEO。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搜搜他的故事。
投资者生态转变
我们回来继续说香港市场。可交易的公众公司生态变了，又带来了第三个变化：以前好公司不多，投资者来的兴趣也不大；现在新公司、好公司大批量出现，投资者生态也不同了。
这些投资者里面有一类特别有趣，就是这些内地龙头公司的粉丝。小米一上市，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第一支股票；美团一上市，吃外卖的90后们觉得我得买点儿；最近蚂蚁集团要上市，好多人把钱从余额宝里腾出来，准备打新。
这些用户很年轻，他们天然对互联网、对全球化就比父辈更熟悉，上来就是要买哔哩哔哩、美团和特斯拉的，所以，新一代的经纪公司直接帮他们做海外证券经纪业务，跟传统的打法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们还看见了很多年轻的证券交易创业项目，像富途证券、老虎证券、雪盈证券，等等。
你知道港股通这种功能吗？就是从内地去买港股的。最早这个功能是2014年开的，到现在，从内地南下进入港股的资金已经有1.3万亿元人民币了，其中有4000亿是今年过去的。你要是站在内地市场数一数会发现，内地现在已经有600多只基金可以投港股了。
组织里来了年轻人，香港市场也就比原来活跃了很多。以前整个市场一天也就七八百亿成交量，现在一天能到1400亿、1500亿。
吸引力变大
好，第四个连环变化来了：市场的成交量和活跃性变好了，那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也就变大了。因为毕竟放眼全球，接下来几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好资产集散地了。在香港就能投资中国好资产，那还是比把钱换成人民币进内地要方便。
这就是王汉锋观察到的，香港市场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他还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叫做《新港股、新经济、新格局》，写得比我讲得要翔实得多，你感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
你看，这一系列变化下来，香港变成了一个和内地联动非常紧密的资本平台：你身在内地也能去投资，阿里和腾讯们也可以直接募集美元来布局全球市场。整体来看，相当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既有全球融资和交易的功能，又自带一层防火墙，来隔离外部风险。
这两个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发展路径变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香港的这些转变，恰好就能承担双循环里面的金融使命，完成中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所以这么重要的角色，怎么可能边缘化呢？
2018年7月9日，小米公司正式在港交所敲钟上市，祝贺小米，也祝贺小米的同学们。小米公司选择在香港上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正式开放了“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小米成为了港交所第一个“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今天的看比赛，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同股不同权”制度背后的商业逻辑。
说到“同股不同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另外一家公司的上市历程，这家公司就是阿里。阿里一开始是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但在2012年就退市了。后来马云决定再上市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香港上市，一个是在美国上市。美国的资本市场对公司的估值普遍没有香港那么高，据说马云当时是很想在香港上市的，但因为港交所坚持的一个制度而作罢，这个制度就是“同股同权”。
什么是同股同权？
就是你拥有公司1%的股份，那你就拥有公司1%的决策权；你拥有50%股份，就有50%的决策权。公司法规定，重大的决策需要多数人同意，所谓的多数人不是指人数，而是指股份，也就是51%以上的决策权。而一些特别重大的决定，需要三分之二，也就是67%以上的决策权。所以就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股份临界点，一个是51%，一个是67%。
在同股同权的逻辑下，马云想要控制公司，就必须在上市时，持有至少51%的股份。但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创始人的股份不断被摊薄，到上市时，创始人持有的股份几乎不可能超过51%。
所以在阿里上市时，即便不持有51%以上的股份，马云还是想坚持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这就是所谓的“同股不同权”。但这个时候资本方就很担心了，尤其在香港这个资本市场，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如果你只持有小部分股份，但拥有绝对控制权，万一有一天你不胜任CEO了怎么办？万一有一天遇到利益冲突，你不站在资本这一边怎么办？这时候你就把资本方置于风险当中了，这在当时的香港市场是绝对不允许的。
最终在2014年，马云选择在美国上市。那美国的资本市场就允许“同股不同权”吗？还真的允许，而且马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要求的。
有一家著名的公司谷歌，在美国上市时采用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叫做AB股。具体来说，就是我发行两种股票，A股和B股，B股的投票权是A股的10倍，谷歌的创始人们持有B股，向证券市场公开发行的是A股。这意味着创始人们只要持有6.7%的B股，就拥有了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阿里巴巴在上市时，没有采用AB股，但也是“同股不同权”的逻辑。它的招股书里有个规定，要求董事会成员必须由阿里的合伙人来指定。阿里的合伙人是一个组织，有二三十个人，都是阿里的创始人和重要员工。因为公司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董事会投票的，所以控制了董事会席位，就控制了这个公司的决策权。
从“同股同权”到“同股不同权”的转变，其实就意味着，公司能做什么决定，不再是由资本说了算，而是由公司的创始人说了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在《5商 | 基础篇》里讲过，商业世界中一直有一条线索，就是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博弈。公司到底是资本的，还是人才的，一直是管理学界争论的话题。工业化时代，因为要买厂房，买流水线，买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所以资本似乎更重要，甚至人才，也只是资本购买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资料而已。
但是，到了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在价值创造中，人才越来越变成决定性因素。资本和人才的博弈，正在不断往人才倾斜。在马云们的逻辑里，公司是我的，甚至资本也是我雇佣来的，我来给你分配应得的收益。
人才慢慢开始变得比资本更重要，资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美国资本市场也相应出现了“同股不同权”的制度。马云到美国去上市，这件事也给香港资本市场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这些年我们看到大陆一些优秀的互联网公司，都跑去美国上市了，也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对人才和资本间的关系更加包容。
而今天，香港资本市场也开始允许“同股不同权”了，小米成为了香港第一个“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这对香港市场来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香港资本市场因此变得更有竞争力，也更加生机勃勃。
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
故地重游， 物是人非
1.无论房价涨跌，都不应该人为管制
政府真的有本事把房价压下来吗？
对于这一点，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努力，比方说各大城市从几年前开始，就实施了很多限购政策。
如果政府真的无所不能的话，那么我们早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了。
限制住了购买者，房价照理应该跌下来了吧？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价格是现实的一个反映。反映的现实是多方面的，你仅仅按住价格，并不能改变价格所反映背后的现实。这好比你管不住温度，却非要去管温度计一样荒唐。
房价上升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有正的也有反的。同样，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人坚决地认为房价不能跌，跌了就会天下大乱。好多年前，我认识一位香港著名杂志的主编，他写了一连串的文章证明香港的房价不能跌，为了防止香港房价下跌，他坚决反对当时的特区政府，为穷人推出更多的土地，推出更多的廉租房。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香港很多人是贷款买楼的，他们的财富都放在一个指望上面，就是房价会继续涨，如果房价跌了，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房子就会变成负资产，他们就会破产，所以房价不能跌。
这个看法也挺荒谬的。你看，住房是咱们生活、生产、从商、教育的一种要素，任何一种要素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它的供给越丰富越好。在香港怎么会是变成越稀缺越好、价格越贵越好呢？这是没有道理的。
许多人赞扬香港是一个低税率的城市，实际上它并不是这样。因为香港人除了交税以外，还交了很高的地产税。也就是说他们为住房交了太多的钱，背上了太重的负担，这使他们的实际生活质量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的意思是说，不顾一切一定要把房价降下来的做法不对，不顾一切一定要把房价抬起来的做法也不对。咱们得仔细区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房价上升，哪些因素导致了房价下跌。
我们要让那些正面的因素、改善我们生活的因素更好地发挥。同时，我们要克服那些负面的因素，减少负面的因素，使得房价能够正确地反映人们对房屋的真实需求。
2.房价上涨的正面因素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集聚，人们聚在那儿。很多人涌到这些城市里面生活居住，你想想那么多人争着涌进来要在这些地方生活的话，房价怎么会不贵呢？
比方说在北京，北京有非常好的医院，有非常好的剧院，也有很多好的大学。就像北京大学，有好多课程都是对外开放的，只要你进去听，只要你找到位置，坐在地上也可以听。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活在北京的人，他们所付的房价，不仅仅是一套普通的房子，还要加上这些周边可得的服务，它们的价格怎么会不比别的城市、边远的城市更高呢？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批评集聚，说分散居住才更绿色才更合理。但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大多数自己就住在北上广深。他们自己愿意成为例外，他们自己不离开，而认为别人应该离开。
对大城市抱怨最多的，就是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人，这是矛盾，他们自己的行为就背叛了他们自己。
当然我们随口就能说出很多城市病：拥堵、空气不好、人与人之间发生摩擦的机会更大等等。但人们为什么还愿意留在大城市，那是因为人口高度集聚的地方，能够提供比别的地方多得多的机会。
在美国，如果你是个穷人，那你有一幢房、一辆车、一条狗，你生活在阿拉巴马州；如果你是个富人，那你也有一幢房、一辆车、一条狗，但你生活在纽约上东区。
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你的位置。为什么纽约上东区的位置那么值钱，因为在那里你见到的是不同的人，你遇到的是不同的经历，你得到的是不同的机会。
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跟谁在一起。
我们见过很多的例子，那些一早就到大城市打拼的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童年的伙伴。那些童年的伙伴，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他们当年的能力、智力、本事其实是差不多的。他们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上发展，遇到的是不同的机会，结果人生的道路就非常不同了。
不要以为你非得有天大的本事，才能够在大城市里面立足。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够互相服务。
3.人口集聚提高大城市的经济效率
现在有一个说法，他们说在大城市，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要留下高端的人口，而把中低端的人迁离这个城市。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你想想，如果一个城市只剩下高端人口的话，这些高端人口就自然变成中低端的人口，谁打扫卫生、谁修车、谁送快递、谁看孩子呢？
在美国，一个钢琴老师的收入不一定比一个修车师傅的高，开垃圾车的清洁工，他的收入很可能要比大学老师还要高，这是为什么？谁赚得多，谁赚得少，讲的不是职业的贵贱，讲的是互相依赖的程度。
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是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大趋势。请你看一下面这两幅图，来自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两幅图讲的是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GDP在不同的位置所占的比例。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有三个地方GDP特别高，那就是东京、名古屋和大阪，这三个地方的GDP加起来，占全日本GDP总量超过80%。换句话说，即使整个国家别的地方都没有产出，只剩下这三个地方，那么日本的GDP总产出基本不变。
同样，我们看美国的那张图。美国绝大部分的GDP，就是由那十几个我们都喊得出名字的大城市所产生的。这些城市包括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丹佛、休斯敦等等，就那么十来个城市。哪怕全国都不生产，只剩下这十来个城市生产，那么美国的GDP也基本上不会产生变化。
这就是美国和日本多年城市化，人口自然集聚所产生的后果。
当年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没有发布跟中国相关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要是讲中国GDP产出占比最高的城市，有哪几个？北、上、广、深，可能还有成都、重庆，接下来可能就要算上香港和台北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人口集聚，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还要集聚，所以这些地方对房屋的需求还在增长。
如果房价上升是因为人口集聚造成的，那么这种集聚就是正面的，就是好的，我们不应该抑制它。相反，如果你非要把人赶走，或者剥夺那些已经来了的人，留下来买房生根发芽的机会，其实对这些城市的发展是不利的。
4.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光鲜的街道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尊重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还有人与人互相服务的这么一个生态的环境。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也不可能只有光鲜的街道，一个家庭也不能只有客厅，白领要跟蓝领互相配合。
北京有非常漂亮的长安街，往南走两条街，它的景色就不一样。在美国纽约也是一样的，在曼哈顿那是非常漂亮的街道，再过几条街，它有不同的功能，街道的景象也不一样。每个家庭也是这样，他们都有招待客人的客厅，但是也有厨房，也有后院，也有储物间，搭配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住过的芝加哥，芝加哥是在密歇根湖的西边，所以如果我们扬帆在密歇根湖往西看，那你能看到芝加哥的天际线，非常漂亮。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乘火车，从西面往东面看芝加哥，也就是从背后看芝加哥的话，你看到的是完全另外一副景象，那就是烟囱、工厂、仓库，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
一个没有垃圾桶，没有储物间，没有厨房的家，客厅不可能是干净漂亮的。
人口集聚，各种人聚在一块，这个城市提供的功能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好了，所有这些都是使房价上升的正面因素。
5.房价上涨的负面因素
当然同样存在另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也使房价上升了，但它们是负面的因素。比方说房屋的交易不够灵活，不够频繁，城市规划部门对房屋容积率的限制可能太大了，也就是房子不能建得太高，这也限制了土地的使用效率。
同样一块地，如果房屋能够建高一倍的话，那么它能够提供的建筑面积就会多一倍，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它能够提供多一倍的住房服务，这也能够缓解。如果这一点限制不放开的话，那么这也是房价上升的一个不利的因素。
当然这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我们到底能承受多高多密的房屋。事实证明，世界上各大城市的经验表明，高密度的城市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课堂小结
我们要客观地去分析、去对待房价上升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不能一刀切说房价涨了就是好的，或者房价跌了就是好的，因为价格只是反映现实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指标而已。如果管不住温度就去管温度计，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小说普通话，不再说家乡话。很多人很痛心，觉得中国对方言这种地方文化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它就消失了。最近，作家冯学荣写了篇文章说，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衰落，其实是一种经济行为，由经济规律决定。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方言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呢，他们的双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了，只有在赶集、告状、赶考的时候才会离开土地。这就是说，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中，离开家乡的机会是不多的，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方圆十里路，这样，人口就很少流动，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方言才能形成。
那么，既然方言存在的基础是人口不流动，那一旦人口发生了流动，方言就肯定会崩溃。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口从农村大范围流动到城市，在城市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说方言根本没法交流，没法交流就没法做交易。所以，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们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用普通话来交流。这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去看，普通话流行的根本原因是，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所以，推广普通话是个自发的、趋利避害的结果。
举个例子，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有的讲闽南语，有的讲广东话，还有的讲客家话，语言不通，怎样做生意呢？最后还是取最大公约数——都讲普通话，因为当时大家都会讲一点普通话，索性就用这个了。所以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原本都不讲普通话的，但是普通话却成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就是因为它是最大公约数，交易成本最低。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有一家德国人出资的跨国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明文规定：本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不是德语。所以，哪怕是两个德国员工之间的电子邮件，都要用英语写。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既然是跨国公司，邮件就会在不同语种的员工之间来往，用英语写邮件是成本最低的，因为来自各个国家的员工都懂英语。但如果德国员工用德语交流，那大部分非德国籍的员工就得学习德语了，这样沟通成本就太高了。所以这家德资的跨国公司，在没有任何人强制它的情况下，自发地制订了通用英语的制度。
再比如，香港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主要说三种方言，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但是呢，说这三种方言的村子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但香港开埠之后，商业繁荣了，大家都出城做生意，想要交流，说哪一种话呢？大伙想了想，如果选择说这三种方言中的任意一种，就意味着其他两个村落的人要重新学习这种方言，这样会非常麻烦，交易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当时他们索性取了公约数——广东话，因为大家都会讲广东话，谁也不用学谁，立马就能做成生意了。
所以说，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衰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它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和不重视地方传统文化没有关系。
经济学家周其仁提到，一个地区要想成为创新密集地，需要具备的两个关键要素：“密度”和“浓度”。
周其仁说，纵观以往创新现象的发生，可以发现它非常的不平衡。首先是人口的不平衡，参与创新与享受创新成果的人口比例都不平衡。然后在空间分布上也不平衡。往往对世界和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活动，都发生在很小的区域内，这些区域跟整个世界的地理范围相比及其不成比例。由此，世界上出现了几个创新密集地。
从麻省理工学院发布的2016年世界50大创新公司分布来看，它们主要集中在硅谷、以色列、东京、中国的北京和深港等地，很多大洲甚至连一个都没有。而从申请专利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东京周围这一区域排名第一，第二位是深圳和香港，接着是旧金山湾区。
以包含硅谷的旧金山湾区为例，周其仁的观察是，这个地区地方不大，但是有几万家高科技公司，其中还有一批世界级的公司，有几所世界级的名校，密度很高。然后，有各种需求，从军队的需求到民间的需求，从本土的需求到来自全球的需求。整个湾区最大的特点是，高频率互动来往。这个地区，创新的“密度”和“浓度”都具备了。
为什么创新频发的地方要有“密度”和“浓度”呢？首先看看什么是创新。
创新这件事，最早都是由头脑里的一些点子变成产品，再变成产业，变成影响世界的经济活动。产生创新需要有一些前提条件。
首先，这个地方要容忍有想法、容忍新的想法，要有宽容度。其次，一个想法从冒出来到变成熟需要相互激荡碰撞，哥白尼、爱因斯坦这些天才也不是孤立发生的，要把聪明的头脑集聚起来，老师和老师、老师和同学、局内人与局外人积极互动。第三， 想法变成产品，要动脑动手并存。动脑的天才如果不和动手的天才聚集到一起也不能变成产品，而一到动手，就要有财务条件、金融条件，各种物质条件比如元器件等可能性支持。这些东西要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具备，而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本来就很少。
从创新的发生条件来看，只有加强“密度”和“浓度”，才能让某个地区产生创新，并且成为频繁孵化创新的密集地。
以粤港澳，也就是广东、香港和澳门这个大湾区为例，粤港澳地区的密度已经在中国领先了，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的GDP，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这里单位土地面积GDP最高，单位土地面积发生的经济活动互动最活跃。“密度”够了，接下来就需要“浓度”了。因为“密度”只不过是空间摆了这么多东西，也要看互动的怎么样。
要增加浓度，周其仁认为这些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吸引人们为解决重大问题来工作。什么叫世界级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十多亿人口过上好日子，那全人类能不能也过上？资源和环境能不能承受？只有这样世界级的问题，才需要世界级的创新地区，才能吸引了不得的力量紧密互动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打造世界级创新地区，特别注意要在世界上引起革命。深圳为什么厉害，因为当年邓小平搞深圳不是计划好去实施，而是一个跳出计划的思维。如果计划的思维不突破，我们就会落到追赶型思维里，别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去追，但永远没有超越，都是在模仿。
第三，集齐了各种要素后，要增加互动。香港的金融跟深圳的创造，跟东莞的制造之间互动是有的，但是还不够。比如腾讯是在深圳大学附近创办，大疆无人机董事长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学生做项目然后做成了世界级影响的公司，点已经有了，但还不够。中国的大学跟创新之间有关系，因为大学生都是大学培养的，但是我们看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等，比起来中国大学跟创新的联系还是薄弱，毕业了就毕业了，没有持续的联系，没有大学作为一个持续的原理性的基础研究，学院跟产业界的联系密度不够。
最后，周其仁用煲汤来比喻，创新就是熬一锅汤，第一要材料好，这个材料不完全在锅里生产，要全世界找，旧金山湾区也不都是旧金山人，在这里的公司以及大学还有研究机构找人才都要面向全世界。第二，好材料放在一起，这个“煲”字很关键，要有持续的温度，不要一把火就完了，不能断，持续地闷，营养才能到汤里。
1. 汇率决定因素之一：国际资源供求关系
一个国家的汇率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汇率的确定有几个关键的因素，最重要、最根本性的一点，就是国与国之间资源的供给和需求。
我记得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朋友，我们讲起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位朋友当时在美国读MBA，他很兴奋，他说：
我们刚刚学完这个内容，汇率是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比方说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不同的货币就应该对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当的购买力。国与国之间的汇率是根据这个标准计算出来的，这计算最后还要依据很多复杂的公式。
我当时觉得他理解反了，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解释这个问题。国与国之间的汇率不是根据什么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人们对他们这两个国家的资源，对那些以他们本国货币标价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是这种每一个人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以及他们能向外国人提供货物的供给共同决定的。
比方说中国在2000年以后加入了WTO，加入了国际贸易的大潮，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这时候外国人对中国资源的需求就在稳步上涨。他们愿意以他们手上持有的外币，换取那些在中国国内用人民币标价的资源。而由于他们的需求增加，当他们以手上的外币换取人民币的时候，他们少换得一点人民币也愿意，这就是人民币的升值。
这种升值不是根据什么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每一个人真切地对外国货物的需求而决定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据他们兑换的实际行动决定的。这是汇率的第一个决定因素，国际资源的供需。
2. 汇率决定因素之二：货币发行量
汇率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货币的发行量。这也很容易理解。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越大，这种货币跟其他外币的比例就越高。在刚才所讲的国与国之间资源的供需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货币的价值就相对下降，也就是贬值。
也就是说，当其他情况不变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不断地增发自己国家的货币，这种货币和其他外币的汇率就会下降，就会贬值。这也不难理解。
3. 汇率决定因素之三：外汇管制
决定汇率的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国家实施的外汇管制。我们知道汇率波动是一种风险，对从事国际贸易的人来说，这种风险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他们往往希望避免这种失算的机会。
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如果保持稳定，这对国际贸易而言是有好处的。所以有时候一些国家的政府就会强令，通过行政的手段，去控制他们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进行汇率管制。
4. 关于汇率的“不可能三角定律”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三点汇率的决定因素，这三个因素之间就有冲突。
我们说：第一，国与国之间资源的供需决定了汇率；第二，货币发行量又决定了汇率；第三，政府的意愿、政府采取的行政手段又决定了汇率。
这三个因素打起架来谁赢谁输？到这里，经济学就有一个关于汇率的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定律（The law of impossible trinity）”。
这个定律是说，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有三个目标都是可取的，都是人们希望达到的：
第一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本国的货币和外币之间可以自由地流动、自由地兑换。这是一件好事。
第二件大家希望达到的好事，是汇率稳定。稳定的汇率对国际贸易而言特别有好处，政府希望达到一个稳定的汇率。
第三件好事，是很多政府希望通过中央银行来调节本国货币的流通量。通过调节本国货币的流通量，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比方昨天我们谈到的，有很多政府还相信通过制造通货膨胀能够抑制失业率，至少能够在短期内抑制失业率。也就是说货币自主政策，中央银行能够自主地调节货币发行量。这是各国政府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不可能三角定律”说的是，在刚才说的这三件好事当中，任何政府只能占两件，不能三件好事都占了。外汇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和货币发行量的自主权，这三者任何政府只能任意选择两个，而不能三者兼有。
5. 香港的货币局制度：放弃发钞权
比方说当年的许多英国殖民地，包括香港，他们实施的是所谓的“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这“不可能三角定律”里面，他们选择了外汇自由流动和固定的汇率这两项。
在香港，外币跟港币之间是自由兑换的，而同时港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是永远不变的，钉在了一美元兑7.8港元之间。在“不可能三角定律”里面选了这两个选项以后，第三个选项，也就是货币当局对货币流通量的控制权就得放弃。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没有能力去控制港币的发行量，整个港币的发行制度，跟我们以前很多大学里面发行的菜票、饭票是一样的。你拿一块钱来就换一块钱的菜票，你用不完把一块钱的菜票还给学校，学校就还你一块钱。在赌场里面的筹码也是这样的制度。
一块美元就换7.8港元，7.8港元也能换一美元，实际上港币只不过是美元的代币，整个香港实际上流通的是美元。如果美元发生通货膨胀，香港就发生通货膨胀；如果美元发生通货紧缩，香港就发生通货紧缩。
理论上讲，香港的整个货币管理局只要一台计算机，就可以自动完成所有的兑换任务了。它对港币的流通量没有酌情权，也就是说没有调节的能力，这样做有一定的好处，那是因为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是许多政府难以抑制的诱惑。
通过这种货币局的制度，比如港币跟美元挂钩的制度，就把货币当局调控港币发行量的双手给绑起来了，他们只能无所作为，这对一个小地区而言是有好处的。
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相信美国人在发行货币的时候会更谨慎，我们把我们的小船绑到了美国这艘大船上面，这总是安全一点的，万一连这艘大船都沉没了，我们也没话可说了。”
6. 大国不宜放弃发钞权
当然，这种制度对一个大国而言就不合适。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发行货币的当局，他们会赚取所谓的铸币利差——铸币税，谁发行货币谁赚钱。如果